水 晶 阿 姨

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兴奋和青涩。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找工作不象现在那么难，对编制内的大学毕业生实行的还是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各用人单位把招工名额报给各系，系里分管毕业分配的老师会挨个儿征求学生的意见，如果有谁对某家单位表示出意愿，系里立马出具一封推荐信，该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就不存在问题了。

不过那个时候还实行另一个政策：国家分配和自谋出路相结合，学校更多地是鼓励学生们自己找工作。通常而言，自己联系的单位总比学校推荐的要好，尤其是对那些父母手中有实权或社会关系较广的同学来说。就算父母没太大能耐也没关系，反正自己先去试着敲敲几家单位的门，卖弄一下口才，练练胆量，闯闯经验也好——到了该离校时还没落实工作单位的，总还有国家分配垫底，找一份工作糊口还是不难的。就这样，到了离校大聚餐的时候，同学们都极其兴奋，马上要走向社会自己挣钞票了，而且抽个烟喝个酒谈个恋爱处个朋友或是砸个瓶子发个牢骚冒个粗口什么的学校也管不着了。

我父母当时已经从桂林调到了南宁，非常希望我能守在他们身边，所以我自愿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供职于一家区直单位（自治区直属单位，现在划归到公务员系统了）。一个月后我领到了有生以来第一笔工资，白花花的银子呀，惹得我新鲜兴奋激动了好几天——那是，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咱一学年辛苦学习挣的奖学金，我这种土人能不感到新鲜兴奋激动吗？不怕各位笑话，我那时还是一只集朝气、土气、傻气于一身的初生牛犊哩。新鲜兴奋激动过后，我突然想起该感谢点啥——感谢点啥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感谢幸福的生活？感谢“劳动最光荣”那句老话？甭管那时脑海里唰唰闪过多少个感谢的画面，我最终决定把第一笔工资全部花掉。

听说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后每个月就固定地向父母交伙食费或给父母点零花钱，于是我也就傻呵呵地认为该向我爸妈交伙食费了，还郑重其事地问父母交多少合适。我老妈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直说家里不多我一双筷子，他们还不需要我的孝敬，有这个心就行了。其实这第一个月的工资并不是没地儿花去，随便买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玩的用的也就开销尽了，只是总觉得这么个用法体现不出深刻的历史意义——若干年后，我还想得起来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工资都派了些啥用场？我一定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来纪念划时代的那一刻。

还记得那个大眼睛的农村苏小姑娘吗？她曾经感动过千万颗善良的心，希望工程也由此开启。当时两百元人民币就可以支助一个失学儿童读完小学，而我的口袋里装着的还不止这个数呢。看，我的第一笔工资可以让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这多么有意义！打听到广西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设在区团委名下，我拿着刚发到手的崭新的工作证直奔区团委。补充说一下，我所在单位在行政上属正厅级，在当地算是最高级别的“上级”机关，所以那本大红色塑料封皮的工作证到南宁任何有门卫或岗哨的单位都是畅通无阻的。 

区团委跟我所在单位还有点业务往来，当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工作证时还以为两家单位又要联合搞什么活动了。等弄明白我的来意后，他们大笑着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填表的时候团委的人告诉我，我有权提条件支助什么样的孩子，他们会尽量找到最符合我要求的受助对象。啊？还能提条件呀，这就更象回事了。想了想之后我提了两点要求：希望这个孩子是位少数民族，最好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支助他。当时脑子都给刺激得如同灌了迷魂汤似的，没注意到我写的是“他”而不是“她”，所以团委的人还以为非得帮我找位小男生才最符合我的要求。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我的扶贫对象是河池地区某村一位姓蓝的十岁苗族男孩。这孩子上过一年级，因家贫而休学一年，现在有了支助后重读一年级，可惜村名和男孩的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信的落款是那位苗族男孩，但是从笔迹上看得出这封信是一位成年人代写的，不过我并不在意。本来嘛，十岁才读一年级的孩子，恐怕还不会写信呢，就算已经开始认字了，好多字应该还是用拼音代替的，第一封信由他老师或家人代写实属正常。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几十元钱，我寻思着该给这位蓝姓小同学买点什么寄去，以了结自个儿那个“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在一件有意义的事”的小小心愿。本打算去批发市场买个双肩书包，再买些铅笔盒、作业本之类的文具塞满一书包后跑趟邮局，可我老妈出了个更好的主意。她说，孩子能去上学，他家里会想到为他准备好书色和纸笔的，建议我不如买套运动衣和一双运动鞋以备他上体育课时用。男孩子嘛，总是喜欢跑跑跳跳的，运动衣和鞋袜可能是更合适的礼物。

这主意着实不错，可是对十岁男孩该穿多大尺码的衣物我实在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可以写封信问问他的家人或老师，不然买大或买小了都不好。提笔写信的时候犯了一点点小难，我不知道对这个十岁小子该自称“姐姐”，“阿姨”还是假冒回“老师”？要知道那会儿我还是很害羞的，哪象现在，大笔一挥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直书“水晶阿姨”呢。那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对蓝同学上学读书表示热烈祝贺；希望蓝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请蓝同学问一下大人你该穿多大公分的运动衣和多大尺码的运动鞋；希望蓝同学上完一年级后能亲自写一封信云云。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回信，笔迹与第一封来信相同，应该是同一个人的代笔。信上很客气地感谢了一番，然后就不客气地报出了尺码：运动衣110公分，运动鞋39码。虽说我对小孩子的尺寸摸不着头脑，可对成人的衣物还是心里有数的。我哥哥身高1米78，他是穿120公分的运动衣和42码的运动鞋。一个十岁的农村男孩儿，连学都上不起，有可能过早地发育了身体，长得如成年人一般的体魄吗？这封信所报的显然是一个一米七左右的成年人的尺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欺骗，更不愿意怀疑希望工程的真实性，只好用“也许蓝同学并没有看到我的信，而他的家人或老师想贪点小便宜”来安慰自己。我没有再回信，运动衣当然也没买，那位蓝同学也没再写信来，这件事就这样撂开了手。

两年后的春节前，区直各机关联合组织了大型的“三下乡”活动，即把科技、医药、文化送下乡，我有幸参加了图书下乡活动组。我们把各出版社、杂志社和音像社捐赠的几万册书籍装上了两个大货车，分别运往百色和河池地区的农村“送书下乡”。我所在的小组由一辆中巴和一辆大货组成，目的地是百色的一个乡文化站和河池的一所希望小学。快到河池地区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我将要到的村子不是蓝同学所在的那个村，但我要见到的是与蓝同学同等处境的小学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尽管在心里我已经描绘出农村茅屋的样子，可是到了那个村子时我还是受到了深深地震憾。乡间的土路很窄，周围都是用泥和草席搭的小黑房子，村里的宽阔地带却是一栋外部嵌有白色磁砖的两层楼房——那是花了十万元建起的希望小学！刚刚下过暴雨，地上泥泞不堪，全校的孩子和老师都站在泥里水里等着我们的到来，而用断砖临时铺成的两行弯曲小路一直从路旁延升到教学楼前，是专为“区里来的领导”留出来的路。

接下来进行的全是官样文章：请“区里来的领导”坐上主席台（这是我迄今为止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坐主席台经历）；校长讲话；“区里来的领导”讲话；学生代表上台接过“区里来的领导”送的图书；校领导、区里来的领导和学生代表合影留念。。。站在我身边合影的是一个黑瘦的男生，身高还不到我的胸部。临近春节，天气还是很冷的，我穿了高领毛衣和风衣，可他只穿着单衣，光着脚穿着双塑料凉鞋。我真想把他当成蓝同学，为他买一身运动衣和鞋袜。男生很腼腆，低着头红着脸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无论我怎样轻声细语兼满面堆笑，居然问不出他的名字和年级。当汽车鸣着喇叭提醒我该上路时，我只好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写了我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请他有空时给我写信。我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也没有再下过乡，事隔多年却还是忘不了泥泞中的学校和那条断砖铺成的小路，还有小男生羞红的脸庞。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湖北的几位受资助学生没有给资助人打电话和寄成绩单“感恩”，使资助者感到了“心寒”，于是取消了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唉，没有接到电话就感到心寒，资助者的度量未免小了点。难道“施恩”后就有资格“索恩”了吗？难道资助贫困学生的初衷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回馈社会吗？人心啊，什么时候把一件善举炒作成了“有恩必报”的狭隘心理？一直以来我都怀疑是否存在一位姓蓝的苗族男孩，怀疑他是否真的完成了小学教育，可我不怀疑希望工程。虽然我很清楚希望工程中有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现象，可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如果资助者和受资助者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相信中国的社会才能在和谐之路上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