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晶 阿 姨

这几天心情异常沉重，思维几近停滞。滚动更新的新闻，源源上传的图片，持续上升的罹难伤亡人数，将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四川，投向了灾区，投向了我的老家，投向了我们的父老乡亲。
 
四川是我的老家，巴蜀风情养育了我的祖辈和父辈。虽然我并不在这方水土出生长大，但自打我记事时起，所填写的任何表格中，“籍贯”一栏里永远都写着四川成都。我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尽管他们离开家乡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可是普通话中夹杂的乡音依然浓重，饮食习惯仍然偏嗜麻辣，天府之国的彪悍民风早已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随时可能喷薄而出。汶川地震发生后，身处南方的父母震惊不已，试图在第一时间联系在四川的诸多亲友，辗转数天后才陆续得到各位亲友都平安的消息。成都、温江、泸州、重庆等地除有强烈震感外，人员财产并无重大损失；康定、塔公、马儿康等地房子塌了不少，所幸师友们都平安无恙，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德格、阿坝等地的朋友则音讯全无，实在令人忧心如焚，祝福他们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父母向我转达这一消息时，心情极为复杂，语气在凝重中多少含有些许庆幸成分。
 
真正经历了地震而有惊无险的至亲是我哥哥。五一过后，我哥参加了一个五十余人的旅行团，由南宁出发，到九寨沟等地旅游七天。从5月6日开始，我哥所在的旅行团游历了成都、九寨沟、黄龙、乐山、峨眉山。根据行程安排，这个团12日的活动是上午由峨眉山出发，先到都江堰参观，午餐后返回成都，晚上从双流机场飞回南宁。那天早上离开峨眉山的时候，天气尚好，车队一路上的行进也很顺利。由于这个团中的大部分人都感觉十分疲惫，有些人想早些到成都休息购物吃小吃，多数人并不想把时间花在游览都江堰上。于是大家跟导游商量，调整了座位，压缩了行程，将旅行团拆成两组。愿意直接回成都的四十余人到武侯祠休整，愿意参观都江堰的十来个人在都江堰稍做停留，一点钟全体人员在成都集合共进午餐，随后自由活动，晚餐后同到机场。
 
其实早在参加这次旅行团之前我哥已参观过诸多成都周边的旅游景点，毕竟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回过老家，都江堰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他选择随大队人马先行回到成都。一点钟时，参观都江堰的十余人还未到成都，于是大部队先到预订的餐馆用餐，等后一批团员到达时再统一行动。近两点钟时，去都江堰参观的人总算赶到武侯祠，匆匆点菜后准备开饭。早已吃饱喝足的先头部队则在一旁吹牛聊天。我哥他们几个找来扑克，准备在包厢里打牌消磨时光。地震发生之时，我哥正吩咐餐馆服务员拿纸笔来记分，服务员刚走出包厢顺手关门时却摔了一跤，门被很重地反弹到墙上，发出极大的声响。我哥操着夹生的四川话笑着对服务员说：“辣子莫要吃得太多噻，动作温柔滴儿嘛。”没成想，他刚站起来想去搀扶服务员时身体猛烈地晃了一下，险些也摔一跤，这才反应过来，地震了。 
 
“地震了，快跑！”随着一声大喊，餐馆里的所有人员全都跑了出来，站在较空旷的街道上，看着那间名为“老房子”的餐馆老房子被震得哗哗直晃。当天，成都双流机场关闭了，我哥他们跟成都市四百万人一起露宿街头。由于没有被褥，这五十余人坐在旅游大巴上熬过一个夜晚。13、14两日机场优先安排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的飞机起降，我哥他们仍然滞留在成都。13日晚他们被送到郊区的一家农家乐过夜，大家在拼起来的桌椅上合衣而眠。直到14日深夜，这一旅行团的人员才被疏散到广州，总算能洗个热水澡睡个好觉了。15日晚，他们才从广州飞回南宁，到家时已是16日的凌晨了。虽然连续几天啃方便食品又得不到休息，这一团的人个个都深感庆幸。如果按原计划到都江堰旅游就餐的话，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另一个团则被疏散到兰州，再转送到桂林，然后才飞回南宁，路途的辛苦自不待说。而比他们后出发的一个团则没那么幸运，在去九寨沟的路上遭遇地震，39人被困茂县，直到16日还未与旅行社取得联系，真希望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
 
滞留在成都的这三天中，我哥他们沉浸在深深的悲怆中，感受着天灾降临时的无助无奈，也被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精神感染着、感动着。当离开成都的时候，这五十来人凑了六万元捐给灾区。 16日一上班，大家又纷纷解囊捐款赈灾，很多人将整月的工资投入了募捐箱里。我哥还报名想收养一名灾区孤儿，地震造成的破坏实在惨不忍睹。可是，报名领养孤儿的家庭太多了，令我哥担心的是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或许不如别人，也许轮不到我们去收养一个孩子。
在大灾面前，社会各界捐款赈灾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我哥儿子所在的幼儿园也号召小朋友们献爱心。以往历次捐款活动中，小侄子都会回家要一块钱，说是老师说的，小朋友们捐一块钱就可以了。通常我哥会给他儿子十元，让他上学时放进募捐箱。幼儿园会按捐款多少排名，我哥不希望小孩染上攀比之风，所以每次都只让儿子捐十元意思一下而已。可这一次，我哥送小孩上学时，递给老师一个信封，里面装了512元，以哀悼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小侄子对钱的多少还没有什么概念，只得意地告诉爸爸这次他的名字排在了前面。我哥没多说话，只是郑重地告诉儿子：“记住，你是四川人。”
是的，在灾难面前，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映秀人，我们都是北川人，我们都是什邡人……灾难终将过去，家园还会重建，衷心祝愿——中国加油！祖国万岁！四川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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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北京的红太阳突然殒落了。中国大地一片肃杀，举国哀恸，震天动地的哭声传遍大江南北。

第二天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由于不是星期天，大人们照常去上班，孩子们照常得去上学。说是照常，还是跟平时不一样，因为那天上班的人们都在化悲痛为力量，尽心尽力扎花圈写挽联，由衷寄托人民朴素的哀思并表达着赤胆的忠心。那天妈妈出差在外，最快也要下午才能到家；爸爸匆忙喂饱我们，就打发哥哥去上学，我去上幼儿园，自己回单位继续扎昨天未扎完的花圈。

一直以来，爸爸对政治都不敏感，这次也不例外。昨天扎花圈的时候他只在自己的前襟上缀了一朵小白花，却忘了应该给他的孩子们也准备一朵，也忘了嘱咐我们要面带悲伤之情。哥哥一上学就被老师赶了出来，让他回家戴朵小白花后再进教室。哥哥一出校门就看见其他单位的阿姨在扎花圈，毕竟大着几岁，他很乖巧很礼貌地开口讨了朵小白花，蹦跳着又去上学了。

我没有那么幸运，那天的遭遇终生难忘。幼儿园大班的阿姨姓杨，她和我爸妈的关系一向不好。不好的原因据说是她并不想当幼儿园阿姨，想调到我爸的处室做个试验员，可被我那耿直的老爸一口回绝了。其实那天没戴小白花的小朋友不止我一个，本来嘛，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天翻地覆呢。可是，不幸的是，没戴小白花的小朋友里只有我面带喜色，这就犯了天条。杨姓阿姨毫不客气地把我纠了出来，赶到大门口罚站，而且一站就是一整天。

我不能象哥哥那样上哪儿讨朵小白花，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杨姓阿姨还过分地煽动群众斗群众运动，一帮teacher’s pets围着我叫着“反/革/命”。我无力反抗，唯一能做的只是放声大哭，那一哭直哭到声嘶力竭，头疼欲裂，四肢冰凉，全身战栗。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羞愧，什么叫耻辱，什么叫自卑，什么叫无奈。从幼儿园门口路过的人们都侧目相看，虽然很多大人也在流泪，可他们没想到一个小小孩童对领袖也有如此深的感情。正当我哭得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分辨不出是吸气还是呼气之时，生命中的奇迹发生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边清晰响起：“世界是虚幻的，跟我来吧。。。”我眼前出现了幻象，阿姨，小朋友，房屋，大地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光。。。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晕眩了，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可就是那几秒钟听到见到的景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整个人生。

下午妈妈出差回来了，她看着我哭肿的眼睛一个劲儿埋怨爸爸的粗心大意，埋怨他早上没有煮一碗鸡蛋细面给我。爸妈并不知道幼儿园里发生的事，而我根本不想向任何人提起我的耻辱和奇迹，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我的心思太过细腻敏感，一碗面而已，就哭个沸反盈天，太小心眼儿了。妈妈赶紧做了碗鸡蛋细面，看着我一声不吭地吃了个底朝天。

顺便提一句，那一天，是我五岁的生日。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另一位伟人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位在中国的南部划了一个圈的老人离世了。举国上下照例要进行一系列缅怀活动，缺乏的只是二十年前那响彻云霄的哭声。

这时候的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所在的单位在当地新闻媒体中占据着龙头地位。伟人逝世的噩耗甫一传来， 局领导就紧急召开了碰头会，通知各相关部门做好伟人画像、文选的发行工作，确保第二天一上班新华书店有足够货源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随后，局里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收看电视直播，缅怀伟人光辉的一生。开会之前，我在办公室里用雪白的透明纸精心剪制了一朵小白花，郑重地缀在自己的前襟。

全局一百来号在职人员把会议厅挤得满满当当，局长、处长、科长，党员、干部、群众，无一例外地坐在几台开着的电视机前。满满一大屋子人哪，没有人想起是否应该做朵小白花戴在胸前，或扯块黑纱缠在右臂上，所以我配戴的那朵小花引来无数惊异的目光。分明地，我看到有人眼里流露出不解和讥笑，也听到了几句刻薄和嘲讽，不过，我心如止水，无动于衷。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我并不在意。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亲手做朵小白花在众人面前佩戴，以洗刷那个五岁小女孩遭受的耻辱，而这一天我等了足足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不长，不长的时间却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一朵小白花算得了什么呢？二十年前我曾因为没有它险些自杀，二十年后我却又因仅一人配戴了它成为全局的笑柄。中国的政治啊，它很残酷吗？它很可笑吗？不错，放在一个很小的阶段中，政治这个东西的确很残酷；可放在稍长一点的时间段里，它又确实很可笑。

两位伟人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心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们造福过人民，也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亏心事。对两位伟人来说，他们的功过是非自有一位名叫“历史”的智者给予中肯的评价。仅仅二十年，人们的观念在变，社会风气在变，政治走向也在变。二十年前在我还不懂什么叫“政治”的时候，险些被巨大的政治帽子压死；二十年后在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单位中，在纪念伟人的会议上，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政治”一词。

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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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生日了。其实过不过生日在我本就无所谓，只是每年这一天我都会想到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想起那奇妙的一幕。“世界是虚幻的”，这我相信；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才是真实不虚的本性吧。 可惜，那时我还太小，时间又太短，还不懂得提问，也就无从得到答案。不论是伟人还是凡夫，他的心脏都有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只是我希望，面对死亡时，我已经探究到了真实不虚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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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兴奋和青涩。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找工作不象现在那么难，对编制内的大学毕业生实行的还是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各用人单位把招工名额报给各系，系里分管毕业分配的老师会挨个儿征求学生的意见，如果有谁对某家单位表示出意愿，系里立马出具一封推荐信，该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就不存在问题了。

不过那个时候还实行另一个政策：国家分配和自谋出路相结合，学校更多地是鼓励学生们自己找工作。通常而言，自己联系的单位总比学校推荐的要好，尤其是对那些父母手中有实权或社会关系较广的同学来说。就算父母没太大能耐也没关系，反正自己先去试着敲敲几家单位的门，卖弄一下口才，练练胆量，闯闯经验也好——到了该离校时还没落实工作单位的，总还有国家分配垫底，找一份工作糊口还是不难的。就这样，到了离校大聚餐的时候，同学们都极其兴奋，马上要走向社会自己挣钞票了，而且抽个烟喝个酒谈个恋爱处个朋友或是砸个瓶子发个牢骚冒个粗口什么的学校也管不着了。

我父母当时已经从桂林调到了南宁，非常希望我能守在他们身边，所以我自愿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供职于一家区直单位（自治区直属单位，现在划归到公务员系统了）。一个月后我领到了有生以来第一笔工资，白花花的银子呀，惹得我新鲜兴奋激动了好几天——那是，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咱一学年辛苦学习挣的奖学金，我这种土人能不感到新鲜兴奋激动吗？不怕各位笑话，我那时还是一只集朝气、土气、傻气于一身的初生牛犊哩。新鲜兴奋激动过后，我突然想起该感谢点啥——感谢点啥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感谢幸福的生活？感谢“劳动最光荣”那句老话？甭管那时脑海里唰唰闪过多少个感谢的画面，我最终决定把第一笔工资全部花掉。

听说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后每个月就固定地向父母交伙食费或给父母点零花钱，于是我也就傻呵呵地认为该向我爸妈交伙食费了，还郑重其事地问父母交多少合适。我老妈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直说家里不多我一双筷子，他们还不需要我的孝敬，有这个心就行了。其实这第一个月的工资并不是没地儿花去，随便买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玩的用的也就开销尽了，只是总觉得这么个用法体现不出深刻的历史意义——若干年后，我还想得起来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工资都派了些啥用场？我一定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来纪念划时代的那一刻。

还记得那个大眼睛的农村苏小姑娘吗？她曾经感动过千万颗善良的心，希望工程也由此开启。当时两百元人民币就可以支助一个失学儿童读完小学，而我的口袋里装着的还不止这个数呢。看，我的第一笔工资可以让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这多么有意义！打听到广西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设在区团委名下，我拿着刚发到手的崭新的工作证直奔区团委。补充说一下，我所在单位在行政上属正厅级，在当地算是最高级别的“上级”机关，所以那本大红色塑料封皮的工作证到南宁任何有门卫或岗哨的单位都是畅通无阻的。 

区团委跟我所在单位还有点业务往来，当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工作证时还以为两家单位又要联合搞什么活动了。等弄明白我的来意后，他们大笑着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填表的时候团委的人告诉我，我有权提条件支助什么样的孩子，他们会尽量找到最符合我要求的受助对象。啊？还能提条件呀，这就更象回事了。想了想之后我提了两点要求：希望这个孩子是位少数民族，最好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支助他。当时脑子都给刺激得如同灌了迷魂汤似的，没注意到我写的是“他”而不是“她”，所以团委的人还以为非得帮我找位小男生才最符合我的要求。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我的扶贫对象是河池地区某村一位姓蓝的十岁苗族男孩。这孩子上过一年级，因家贫而休学一年，现在有了支助后重读一年级，可惜村名和男孩的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信的落款是那位苗族男孩，但是从笔迹上看得出这封信是一位成年人代写的，不过我并不在意。本来嘛，十岁才读一年级的孩子，恐怕还不会写信呢，就算已经开始认字了，好多字应该还是用拼音代替的，第一封信由他老师或家人代写实属正常。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几十元钱，我寻思着该给这位蓝姓小同学买点什么寄去，以了结自个儿那个“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在一件有意义的事”的小小心愿。本打算去批发市场买个双肩书包，再买些铅笔盒、作业本之类的文具塞满一书包后跑趟邮局，可我老妈出了个更好的主意。她说，孩子能去上学，他家里会想到为他准备好书色和纸笔的，建议我不如买套运动衣和一双运动鞋以备他上体育课时用。男孩子嘛，总是喜欢跑跑跳跳的，运动衣和鞋袜可能是更合适的礼物。

这主意着实不错，可是对十岁男孩该穿多大尺码的衣物我实在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可以写封信问问他的家人或老师，不然买大或买小了都不好。提笔写信的时候犯了一点点小难，我不知道对这个十岁小子该自称“姐姐”，“阿姨”还是假冒回“老师”？要知道那会儿我还是很害羞的，哪象现在，大笔一挥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直书“水晶阿姨”呢。那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对蓝同学上学读书表示热烈祝贺；希望蓝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请蓝同学问一下大人你该穿多大公分的运动衣和多大尺码的运动鞋；希望蓝同学上完一年级后能亲自写一封信云云。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回信，笔迹与第一封来信相同，应该是同一个人的代笔。信上很客气地感谢了一番，然后就不客气地报出了尺码：运动衣110公分，运动鞋39码。虽说我对小孩子的尺寸摸不着头脑，可对成人的衣物还是心里有数的。我哥哥身高1米78，他是穿120公分的运动衣和42码的运动鞋。一个十岁的农村男孩儿，连学都上不起，有可能过早地发育了身体，长得如成年人一般的体魄吗？这封信所报的显然是一个一米七左右的成年人的尺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欺骗，更不愿意怀疑希望工程的真实性，只好用“也许蓝同学并没有看到我的信，而他的家人或老师想贪点小便宜”来安慰自己。我没有再回信，运动衣当然也没买，那位蓝同学也没再写信来，这件事就这样撂开了手。

两年后的春节前，区直各机关联合组织了大型的“三下乡”活动，即把科技、医药、文化送下乡，我有幸参加了图书下乡活动组。我们把各出版社、杂志社和音像社捐赠的几万册书籍装上了两个大货车，分别运往百色和河池地区的农村“送书下乡”。我所在的小组由一辆中巴和一辆大货组成，目的地是百色的一个乡文化站和河池的一所希望小学。快到河池地区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我将要到的村子不是蓝同学所在的那个村，但我要见到的是与蓝同学同等处境的小学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尽管在心里我已经描绘出农村茅屋的样子，可是到了那个村子时我还是受到了深深地震憾。乡间的土路很窄，周围都是用泥和草席搭的小黑房子，村里的宽阔地带却是一栋外部嵌有白色磁砖的两层楼房——那是花了十万元建起的希望小学！刚刚下过暴雨，地上泥泞不堪，全校的孩子和老师都站在泥里水里等着我们的到来，而用断砖临时铺成的两行弯曲小路一直从路旁延升到教学楼前，是专为“区里来的领导”留出来的路。

接下来进行的全是官样文章：请“区里来的领导”坐上主席台（这是我迄今为止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坐主席台经历）；校长讲话；“区里来的领导”讲话；学生代表上台接过“区里来的领导”送的图书；校领导、区里来的领导和学生代表合影留念。。。站在我身边合影的是一个黑瘦的男生，身高还不到我的胸部。临近春节，天气还是很冷的，我穿了高领毛衣和风衣，可他只穿着单衣，光着脚穿着双塑料凉鞋。我真想把他当成蓝同学，为他买一身运动衣和鞋袜。男生很腼腆，低着头红着脸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无论我怎样轻声细语兼满面堆笑，居然问不出他的名字和年级。当汽车鸣着喇叭提醒我该上路时，我只好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写了我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请他有空时给我写信。我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也没有再下过乡，事隔多年却还是忘不了泥泞中的学校和那条断砖铺成的小路，还有小男生羞红的脸庞。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湖北的几位受资助学生没有给资助人打电话和寄成绩单“感恩”，使资助者感到了“心寒”，于是取消了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唉，没有接到电话就感到心寒，资助者的度量未免小了点。难道“施恩”后就有资格“索恩”了吗？难道资助贫困学生的初衷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回馈社会吗？人心啊，什么时候把一件善举炒作成了“有恩必报”的狭隘心理？一直以来我都怀疑是否存在一位姓蓝的苗族男孩，怀疑他是否真的完成了小学教育，可我不怀疑希望工程。虽然我很清楚希望工程中有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现象，可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如果资助者和受资助者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相信中国的社会才能在和谐之路上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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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又过了一个多月，他的病情总算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了。目前的情况是，经历了三次手术之后，他的精神好多了，体力也在进一步恢复，如果近期能够进食的话，就不必进行第四次手术了，慢慢休养一段时期后他的身体有望康复。
 
六月份得知他因胃幽门阻塞造成食管破裂动了手术之后，这一个月来有关他的近况从各种渠道陆陆续续地飞进了我的耳朵。只因身份尴尬，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我却把自个儿搞得象个地下工作者一样，为了打探他的消息而费尽心机。先是犹豫着该给谁打个电话，既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病情又能顺利地带句问候给他还不至于引起旁人“离了婚还不死心”的猜忌，这个目的通过夫人路线联系上了医院院长，总算是达到了。可是当他需要做第二次手术转院后，此路基本就走不通了。
 
他的第一次手术不太成功，切除部分食管后缝合得不够好，他不能进食。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部，而是漏到了腹腔中，引发感染。不能进食就只能靠静脉注射维持生命，几天之后人已经脱了形。院方本想再做一次手术弥补，可他的体力不足以应付这次手术，承担的风险太大。几经商量决定由中医院转到医科大，在腹部动手术，将食物和药物灌入肠道，等体力恢复后再做胃部的手术。
 
那时他住院近两个月了，高昂的费用逼近二十万人民币，以后还要住多久医院、花费几何却是谁也无法估计的。以外国专家名义聘用他的那家国内单位不负责支付他的手术费，所有的开销全是他父母垫付的。他父母的积蓄有限，这二十万只怕是他们把压箱底的棺材钱都掏空了。那么，以后的住院费用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筹措呢？国内单位的外办给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写了封求援信，毕竟他是加拿大人，也许加拿大的使领馆能为他们的国民做点什么。大使馆要对他的情况进行核实，中国的工作、婚姻状况、生病情况和住院费用等由他现任太太的她回答质询；我则把他在加拿大多年来的工作合同、工资单、报税表、房租合同、银行存款、离婚协议等全部进行了备份，如果大使馆要调查他在加拿大的经济状况，我可以附上近十年的资料以证明我们是如何的窘迫。国内的诸路人马通过她与我父母取得联系，再通过我父母嘱咐了我许多的话，于是，第二次手术之后的两天里，我突然成了众人嘴上心头的香饽饽。
 
成为“香饽饽”的第一个好处即是，尽管他还住在严禁探视的监护病房里，我父母却可以经由她的安排去看望他了。避开了他的父母，那天天刚擦黑我父母进入了监护病房。他剃了个光头，全身插满了管子，人变得又老又瘦，身上只盖了一块被单，身下垫着几块毛巾，以便出汗时可随时抽换。他发不出声音，偶尔能说出一两个清楚的字来，也几乎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喉咙里哼出来的嚯嚯声只有她才听得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再转述给我父母。我父母握住他的手的那一刻，他的眼里滚动着泪花，我父母早已是潸然泪下，她在旁边也悄声拭泪。那次探望之后，我父母与她的互动多了起来，我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找路子打听他的消息了。
 
可惜的是，第二次手术也不太理想。医院对他进行进食测试时发现，上面经由口腔吞咽的流质在食管的手术部位漏在了腹腔里，下面经由肠道注入的流质上逆，也漏在腹腔中。感染造成了持续不断的高烧，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院方进行全院专家大会诊后，决定对他施行第三次手术，彻底查清漏的原因并清洗腹腔。他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她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阿姨，我好怕，我快要崩溃了。如果是水晶姐姐在照顾他，姐姐会怎么做呢？”我会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的是，我一定没有她做得那么好。她是护校毕业的，专业是特级护理，毕业实习时认识了他，毕业后就嫁了。当时他家的意见是她不必找什么工作了，因为现在就算能找份工作也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在家做点家务，学点英语，照顾一下父母，准备怀孕生子。谁曾想，新婚才半年他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衣不解带地精心看护了两个月，扎针、换药、擦身、喂食等护理手法的娴熟和轻盈，是从事护士工作十多年的护士长都交口称赞的。那天，我马上给她打了个电话，安慰她，感谢她，鼓励她，也祝福她。他实在是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身边有了善解人意的她；我也实在是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有她在照顾他，我不必牵肠挂肚了。
 
我父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他们想给她一点零花钱，可是不知该给多少合适。父母的苦衷我是完全可以体谅的，他们感激她，因为如果我和他没有离婚的话，放弃工作回国照顾他的人应该是我；如果离婚后他并未再娶，在医院里照顾他的人也应该是我。我父亲在今年三月至五月间也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医疗费不菲，共花费了五万多人民币，若不是当时中国股市的强劲，哥哥恐怕不能如此潇洒地付清这笔费用。我父母很能理解目前他父母承受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只是支助他父母却非二老所愿也超出了二老的能力。我告诉父母，不必太过于担心他和她，他在国内的开销，让他父母去想办法，我们无需替他父母考虑；给她的既然是零花钱，多少由二老随意吧，心诚即可。其实，象他现在的处境，我父母给多少都不能算多，给多少也不能算少。
 
我心里有另外的打算，日子还很长远，帮助他和她也不在这一时一刻。等他康复之后，或迟或早他和她都会回到温哥华的，那时我会尽全力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饮食、家具、家电，帮助她过好学习关、语言关、工作关。我的工资不高，积蓄也不多，全部拿出来大概够支付他俩一年的生活费用。离婚后有一段时期我的生活过得清苦异常，每个星期的伙食费只有二十加元；可是那段日子却为我的生命书写了最为宝贵最为亮丽的一笔，它让我发现了自己的坚强，发展了自己的才华，也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再过回那种吃糠咽菜荆钗布裙的生活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安贫之中还要乐道，这一点我对自己倒颇为自信。
 
这两天听到的都是好消息。第三次手术很成功，他的身体已能大量吸收营养液、鸡汤、蔬菜汁、果汁和中药汤剂。他精神好多了，脸上有了血色和光泽，也能简短地说上一两个句子了。如果复查后食管与胃的连接处不再漏食的话，他就可以从口腔进食，身体的恢复就会很快；如果还需做第四次手术，他也有足够的体力挺过这一关。现在好了，我打电话不再有任何顾虑，她也终于能找个人说说悄悄话排解心中的苦闷了。我不会再去想那种“他爱我多一点还是爱她多一点”或是“我爱他多一点还是她爱他多一点”非常愚蠢的问题了，为了他的康复，她和我是可以联手安慰他的。换句话说，当生命遭遇危难的时候，我们三人是可以联手共度生活中的难关的。亲爱的，祝你早日康复；亲爱的，祝妳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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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事了，动了大手术，现在仍躺在医院的监护病房里挣扎着度过危险期。

他是我的前夫，我们离婚已经两年了。离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的父母用一句传统兼正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训，堂而皇之地拆散了我们。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唯一的心愿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地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他是家中独生子，有义务满足父母这一合乎常情常理的不算过分的愿望。既然我这个儿媳妇不能生育，他只能屈服于父母，放弃在海外的一切，回中国守侯在父母身边。他收拾行囊起程回大陆的那天，我们的离婚协议正式生效。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他在国内开始新的生活，我在加拿大独自打拼。

他走的时候，不许我去机场送行。他不要看见我的眼泪，因为他已经无力替我擦拭。临行前，我用自己拙劣的笔附和了一首陆游的《钗头凤》送他：“曾相伴，缘与谁，九莲台畔赠珠翠。无继祧，人共非，欲闯关山，意乱心碎。累，累，累。情虽断，义难挥，昔日贤内成小妹。遭尘劫，命数危，纵然重见，旧梦怎追？悲！悲！悲！”。我说，有时间的话，你也附一首吧。我知道他的才华，虽是学理工的，可论引经据典、写诗填词、作文著论，他比我这个文科生水平要高。他不肯，说他不是陆游，我也不是唐婉；他不会“泪痕红悒鲛绡透”，希望我也不要“病魂常似秋千索”。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还有各自的未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拥抱，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泪终于没能忍住。

他和我渐渐没有了任何联系。今年初，我才得知他已于去年底再婚，新娶的太太贤淑温婉。今年三月间，我父亲重病住院，在医院里卧床两月有余，而我却没有假期回家照顾父母。他听说后，和她多次去探望我父亲，安慰我母亲，直到我父亲病情稳定，回家休养为止。六月中旬，南方的天气已是酷热难耐，周边城镇接连发生洪涝灾害，他没有再来探望我父母，也没再打电话。他的工作挺忙，天气又热，我父亲的身体也在慢慢康复，他不再登门造访也在情理之中。

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模糊听到他已住院近一个月的传闻。急忙请我父母进行核实，才知道他已在鬼门关前来回走了几趟。他的胃一向不太好，经常会闹些轻微疼痛，通常吃一粒胃药或一包冲剂就没什么大碍了。六月初，他又害了胃病，并伴有呕吐和低烧。一星期后胃痛依旧，低烧转成了高烧，随后人就晕迷了。医生检查后确诊为胃溃疡导致胃幽门梗阻，从而造成了食管破裂。紧急手术后，他的部分食管和胃被切除了，人总算是清醒了过来，只是手术的危险期未过，他被转入重危病房监护，严禁外界探视。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样，也无法想象他经历过的煎熬。我的电话本里留有诸多可以联系到他和他家人的朋友们的号码，我却不知能打电话给谁，谁又愿意告诉我他和他家人的近况。理智提醒我，我的身份极其尴尬，我与他已经没有亲属关系了，过多地打听他的消息，只怕容易让人产生歧想。莫不是我想破坏他现在的家庭？莫非我想看他家人的笑话？或者，想高姿态地表现自己的大度？电话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终没能按下完整的任何一组号码。几天下来我已寝食难安，心乱如麻，那个狠心的人，他到底怎么样了呢？

本以为，离婚后我的日子会过得很艰难，可这两年挨下来，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中我却越来越坚强了。从小，我的身体就跟强壮划不上等号；从来，我都是朋友中最单薄的一个。那首《钗头凤》，原以为预测的是自己的命运，是自己“遭尘劫，命数危”，没想到却应在了他身上。早知如此，我怎能下得了笔写这么悲苦的句子？上苍，求您，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今生，我不求富贵显达，只求得一知己。为了成全他的孝心，我可以牺牲我们的婚姻；既然选择了放弃，我自然希望今生不再与他家人有任何瓜葛。人们都说，孝可感天，情可动地。倘若上天能感知有情的话，求您保全他，尽量减少他所受的痛苦。

我还是无法打听到他的近况。他能开口说话了吗？他能吞咽食物了吗？他的伤口不会感染吧？他的身体开始恢复了吗？亲朋是不是可以去探视他了？他和新娶的太太还处于新婚燕尔期间，她还好吗？她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人生突变吗？我和他之间，地理上隔着千山万水，人情中隔着重重障碍，我不敢奢望病榻上的他能想起我，也不能指望有谁能体谅我的这份牵挂。他出事了，我却连句问候都带不到他耳边。人生啊，何以残酷若此？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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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夏之交，确切点说，是每年的六月份的这一天，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十八年前，历史在那一刻定格，从那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注定会有很多的人心里都会咯噔那么一下，再过一年，再咯噔那么一下。就这么着，咯噔了十八下，心已是越来越平静，记忆也越来越远去，谁说时间不是医治创伤的最好医生呢？

因为年龄，我无缘参与那场风波；同样因为年龄，我却多少受到点余波的震荡。那年，我同千千万万个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一样，正紧张地准备参加高考，一场决定人生命运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考。从四月中到六月初，静坐、绝食、游行、声援，从北京一直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随着天气的升温人们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不过，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喧闹，老师和家长们殷切的目光慈祥而严格地盯住了毕业班学生，我们对外界所知甚少，脑子里只有复习题和模拟考毕业考，已经没有空隙装任何与考试不相干的咨询了。

我父母是随单位支边来到广西的，支边二十多年了，他们的户口仍在北京，并未迁到广西，所以尽管我出生在偏远的南方小城，可依然在首都落的户。高考是遵循户口所在地原则的，我必须回北京参加考试；当然，不愿在酷暑天折腾的话，我也可以留在广西考，只不过来广西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都有限，父母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认为我赴京赶考的胜算要大些。就这样，五月份毕业考一结束，我的报名表和档案已经寄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那时，北京没有一所高中愿意接受我入学，从广西那穷山恶水蛮夷之地来的，谁知道你成绩好不好呀？要是考不上大学，岂不压低学校的升学率？于是，五月底拿到毕业证后，我的身分已不再是学生，而是应届毕业的社会青年。

五月底，我的体检表格和结果传真到了街道。那时北京开始乱，没人还有心思上班上学，但还通车，街道办的阿姨很是认真地把我的体检表送到了北京市教委。六月三号，我填写的高考志愿表传真到街道，那位阿姨收到后于下午又跑了趟教委，办完事后发现不通车了，北京开始戒严，她回不了家，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亲戚家借宿一晚。晚上她还给我父母通了电话，请他们放心，我来北京赶考的全部材料已经到了教委并备案在册。

那个晚上，我们全家很安心地睡了个好觉，考前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办完，只要订张火车票送我去北京，是骡子是马就看我自己的临场发挥了。可是，那个晚上，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北京人一夜难眠。后来，见到那位阿姨时，她说那个晚上她躲在床底下捂着耳朵过了一夜，因为亲戚家所在的大院，能清楚地听见只有在电影里才听得见的子弹的呼啸声。

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全世界。父母和老师都坐不住了，那时离七月七日的高考仅一个月时间。北京正式宣布戒严，所有进京的飞机列车都受到盘查，没有北京户口和单位介绍信的，一律不卖去北京的票。父母真的着了急，我只能去北京考试，广西的十三万考生的名单已经核准，而我却不在列。可北京乱糟糟的，谁也无法预料还会发生什么事。老师们也着急，语文老师压不准作文题，历史老师压不准历史题，更惨的是政治老师，政治题和时事都没法儿压题了。六月中旬，谣言满天飞，先是传说那年高考要取消，因为北京考生没法应考，北京的高校也没法招生了。再后来，说是高考延期至九月进行，等高校恢复平静后才能开始招生工作。六月下旬，教委发布了高考如期进行的通知，而那时距考试只有十天的时间了。

大约是少不更事吧，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我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一遍一遍地做着模拟题。高考前五天，我坐火车去了北京。火车上那叫一个空，就连硬座都能一人一张长椅睡到终点站。我记得我是在位于大北窑的光华中学参加的考试，考完后回街道进行一星期的政治教育，随后写思想汇报并重新填写志愿。那一年，本来全国各大院校要招收60万名新生的，由于很多学校和专业减招或停招，新生名额降为50万人。父母和老师又开始紧张了，招生人员的减少意味着分数线的调高，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考得怎么样，他们就更只有干着急的份了。再次填写志愿的时候，父母死活不让我报考北大，因为中央已经下文，那年的北大新生要到石家庄军训一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的古汉语言文学，后俩个志愿是北大考古系和图书馆系，当时一心一意想研究甲骨文，根本没有考虑过将来工作的去向。我妈后来都跟我急：“你就别做那北大的梦了，也不看看形势，别怪我说你，这辈子你没上北大的命!"

这辈子我是没上北大的命，最后按父母的意愿，我考上了一所北京的财经类大学，读经济法。父母对他们的英明决定很感满意，总算我还是个听话的孩子，没异想天开地生活在云端里，只军训了三个星期，就很认真很努力地用四年时间修完了当年那个很现实很热门的专业。

每每想到那年的高考，我父母都还后怕。多玄哪，如果那年因为这一政治风波我不能赴京赶考的话，人生的命运还不知会在哪儿转个弯呢。可是，那一年，比我早上大学的学长们，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在北京发生了转变？十八年了，发生了人生突变的这些人这些家庭，或是经历过那个历史定格的人们和家庭，心里是不是还怀着当年的激情装着当年的梦想藏着当年的苦痛？没有亲历，没有目睹，每年的这一天，我的心只会那么咯噔一下，仅仅那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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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不该写这篇文章，也不知道该不该纪念这一天。

这一天是5月13日，挺普通的日子，由于今年赶上了母亲节，纪念母亲的文章铺天盖地淹没了所有报刊网络。如果，我是说那百万千万亿万分之一的如果，我有一男半女的话，这一天我也会收到祝福无数，因为那些赞歌是送给普天下母亲的。可惜，我膝下无子，人生就此发生了改变，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在我的人生轨道中，5月13日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磨灭的痛。两年前的这一天，我们签字协议离婚，七年的婚姻就此画上句号。他是家中独子，从决定与我结婚的那天开始，或者，再早些，从认识我的那天开始，我们两人的命运已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们都说，当今的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放在秤上幺幺，几斤几两都能掂量个清清楚楚。可对我们来说，不管生活在国内还是海外，周围怎么就活着那么多的圣人呢。十二年的相知外加七年的婚姻抵挡不住一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十指相扣海誓山盟在“天下无不是之父母”面前轰然崩溃；在“百善孝先行”的大帽子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能博得个苍白凄楚的海市蜃楼。

记得签离婚协议的半年前，我们收到圣人们的最后通牒。两个选择，要么怀孕生子，要么一纸休书，总之不能耽误香火的延续。眼见期限将至，我那不争气的肚子并没隆起如珠穆朗玛，而是依然平坦得如同飞机场。圣人们痛哭流涕兼苦口婆心地又给了我们两个选择：要么断绝父子母子关系，要么离婚，大家都受过高等教育，也算在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饱读诗书之人，是将父母两条人命攥在手中还是放弃自己的安乐窝，你们就看着办吧。这算什么选择？传统文化中找不到一句教我们断绝血缘亲情的话，却能倒出几箩筐“七出”、“妻子如衣服”等满口的仁义道德。光是一句“无后”我们就足以被唾沫星子淹死了，再加上“忤逆”二字，岂不死无葬身之地？最后期限届满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不就是离婚吗，天且塌不下来呢，有什么好紧张的。要离，就坦坦荡荡地离，潇潇洒洒地离，义无反顾地离！

于是，在二十一世纪，在温哥华，两个已放弃中国国籍的加拿大人自觉自愿地用故国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埋葬了自己的婚姻。签字的那天，我们穿着乳白色的情侣风衣，手拉着手来到律师楼，在一连串的“你愿意吗”的询问中，异口同声地说“I do.”只有经历过，我才知道，“I do”这句话不仅是结婚时甜蜜的誓言，同样也适用离婚时苦涩的承诺。签完了字，他轻声安慰我说：“做我的妹妹你会轻松很多。”我的回答却直截了当得多：“去尽孝吧，毕竟，他们是你的父母。”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成全别人的孝行是不是也是一种尽孝？

两年了，他回中国，再婚，带着她拜会我的父母。母亲节这天，我爸爸刚从医院出院回家，他和她一起去看望我的父亲，问候我的母亲。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爸爸、妈妈、他和她抢着要跟我说话，可每一位拿到话筒的人翻来覆去地都是叫我“多保重”。大家都多保重吧，这两年，谁过得都不容易，相信所有的人——我父母，他，她和我——已经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了。

愿天下父母都幸福安康！
愿天下子女都孝顺贤良！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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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病终于确诊了，多发性脓肿，右半边的内脏，如肺、肝、肾，均发现多个脓肿。正是这些脓肿，使得爸爸的不规则性发烧持续了近四十天。内脏脓肿不属疑难杂症，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个超生波穿剌，将脓毒排出体外，病人有望痊愈。至此，全家人的心是分别放回了各自的肚子里，爸爸没有生命危险，也许再过两个星期，就可出院回家调养了。

因我身在海外，无法亲睹爸爸住院、检查、治疗的全过程，只能每天至少一个电话打给守候在旁的妈妈，很是道听途说地“搜集”到一些有关爸爸发病治病的内部消息。通过过滤和筛选这位“可靠人士”及“消息灵通人士”传达的最新资讯，我大致勾勒出了一幅爸爸住院治疗的流程图。三月十一日，因眩晕和高烧爸爸被120送往医科大急诊室，紧急处理后送心脑外科留院观察。一系列检查之后，断定为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即轻度脑萎缩、帕金森综合症早期和老年痴呆症早期。两个星期以来，医生用打胰岛素、服抗生素和配糖尿病餐等方法，使爸爸的血糖得到了控制，难以抑制住的是断断续续的高烧。三月底，院方怀疑高烧由肺炎引发，建议病患做肺部透视。四月初透视结果出来，爸爸的肺部有纹路和阴影，遂转科到呼吸科治疗。又过了两个星期，用抗生素、雾化（物化？）、控制血糖等方法仍不能有效抑制高烧，于是院方怀疑病患肝部发生了病变。经过预约，至四月中旬，病患做了整个腹腔照影，专家进行了会诊，于四月二十三日确诊为多发性脓肿，建议转科到肝胆科进行超生波穿剌。二十四日做B超，确定脓肿位置，但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未参加会诊，转科未果，病患继续留在呼吸科观察。至于什么时候能转科并进行穿剌治疗，目前还没有得到院方的明确答复。

我问过妈妈，为什么爸爸的病要花近五十天才能确诊？妈妈很无奈地向我解释，有什么办法呢？爸爸是有医保的，每次检查和用药之前，医生都要先打个报告给医保部门，得到属于或不属于医保报销的明确答复后，再通知病患家属签字。如不属医保范围，还要等病患家属交了足够做检查或治疗的钱后才安排预约。从打报告到家属签字到交钱再到预约直至最后进行检查或发药或手术治疗，少说也得两天时间。象爸爸做的腹腔照影，从打报告到推入照影室足足等待了五天。另外，周末专家和主治医生都不上班，除了不马上开刀就会死人的病外，其他病患都等上班后再说。这样一查再查，三等四等的，可不就要五十天才能“确诊”？再问妈妈估计什么时候爸爸才能出院呢？妈妈说，呼吸科是不能进行超生波穿剌的，只能转到肝胆科后才能预约；虽然转科得到了医保的同意，可肝胆科的专家要经过会诊后才同意接收病患；专家什么时候有空来会诊及肝胆科有没有病床还是个未知数；走完转科、预约、穿剌、治疗、观察、恢复等程序，最乐观也得两星期。马上放五一长假了，长假期间能不能安排治疗谁也没底，所以五月中旬或下旬爸爸能回家就算万幸了。

在电话里，我的语气慢慢变得强硬了，对医院的做法表现出极大不满。如果一个星期后脓肿增多变大或出现在其他部位上，是不是又要重新拍片或转科？实在想不明白如今的医院怎会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分明是在延误病情，不把病患的疾苦当回事嘛。妈妈叹着气说咱跟医院呕不起这个气，上次爸爸拒绝拍片，她签字时犹豫了片刻，医生对他们马上就变得很冷淡了，所以拖了五天才给做了照影。现在也不可能转院治疗，任何一家医院都不会接受上一家医院的诊断的，再做一轮检查花钱不说，还耽误时间，不如就等着转科做穿剌吧。对医生，妈妈还得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病情，等预约，生怕得罪了他们让爸爸受委屈。有一个周末爸爸发高烧，妈妈急得到处找医生给看看，却被告之“急什么，医生也是人，也需要休息”；还有一次熟人介绍了同医院不同科的另一位专家来打声招呼，本指望能早点安排对爸爸的会诊，却被其他医生讥讽为“就你急，这世道，谁还能没个关系呢”；妈妈本想送点礼物或打个红包给医生们，只因尚没摸清走后门的路数而不敢轻举妄动。若不是妈妈天性乐观大度，这几十天的煎熬恐已超出老年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到今天为止，爸爸已经住了四十六天医院。每天的住院费约为千元上下，算下来家里垫付的医药费超过了五万元（人民币）。对普通家庭来说，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目前我们还可以应付这项开支，还不至于因手头吃紧而四处借贷。哥哥三天两头在出差，干脆把他的银行卡和密码留给妈妈，以备医院催款时能随时划帐。我已托人带了一笔钱给妈妈应急，并且预留了一部分存款准备寄回国内。即使爸爸再多住一个月的医院，我们也还有能力支付医疗费。昨晚妈妈告诉我，同病区的人都很羡慕爸爸，因为他有医保，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欠费，因为晚上请有护工，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最高的定餐标准，白天还有人定时送菜送汤……为了照顾爸爸，这些本就是家里人应该做到的事，哪里值得别人羡慕呢？妈妈的语调渐渐低沉下来，娓娓讲述了两件她亲历的事情。

在心脑外科住院时，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位脑溢血病人，五十来岁的样子，昏迷不醒。他的太太是一位来自农村的瘦小妇女，妈妈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看见她一脸愁容地蹲在走廊里。她告诉妈妈，院方让家属准备八万元手术费，什么时候钱到账什么时候进行手术。手术前维持生命的药费每天是四千元，她说东拼西凑的钱还不够付药费的，到哪里去借手术费？那天妈妈正好帮爸爸打了中饭，端着进病房的时候看见农妇在啃一个生红薯，当即妈妈的泪就流了下来，将饭盒递给了农妇。第二天农妇的丈夫就出院了，他们跟医院签的协议是“自愿放弃治疗，后果自付”。

转到呼吸科后，同病房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得了肺结核，在病床上缩成一团。想着首府大医院水平高，设备好，或许能治好老人的病，于是家里凑了几千块钱，在儿子的陪同下由县里来到首府。仅仅住了六天院，就花完了他们交给院方的八千元预付款，医生通知护士，等下一笔预付款到账后再给老人发药。老人的儿子是位下岗工人，每年的收入只有三千多元。这六天里，儿子每天给老人定份最低标准的伙食，自己只买二两白饭就着一块咸菜圪塔，因为在医院，每二两饭可以免费赠送一块咸菜。每到吃饭时间，只要妈妈在病房里，总会端碗饭菜送过去，说是我们定多了，或送重了，请他们帮忙消化一部份，免得浪费。第七天早上，他们也签了“自愿放弃治疗，后果自付”的协议，儿子背着老人出院了。走出病房的时候正好碰上妈妈，四十岁的汉子把嘴唇咬得乌紫，也没能控制住两行滚落的清泪。

听着故事，不觉间我的双眼已是一片模糊，电话线那头的妈妈也是哽咽难言。良久，妈妈才告诉我，同病房的人都说爸爸的福报大，是这几个病房里住院时间最久、接受检查最多、最有望痊愈的病患了。福报？我都不敢提这两个字。也许，与农村妇女和下岗工人比起来，爸爸的福德资粮似乎要厚重些；可是放眼全国全世界，挣扎在各医院治病的广大普通百姓，有谁敢说自己的福报大？就个人而言，人的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又不能选择往生的去处，能说这样的人福报大吗？就社会而论，如果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因付不起住院费而自愿放弃治疗，生活在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人民有多大的福报可言呢？尝一尝那位农妇啃过的红薯、看一看那个汉子流下的眼泪，谁敢嘲笑他们的福德浅薄呢？

对于爸爸的病，我帮不上任何忙，能做的只是念几句经文，点几盏灯回向，写几篇文章聊解苦闷罢了。我所做的这些，于改变现有社会现象毫无用处，于缓解爸爸的病情亦无从说起。或许，我该静下心来考虑爸爸出院后的治疗和调养问题，也顺便想想自己年老时的处境和如何积累点福德资粮以备不虞之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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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病情又反复了。
爸爸住院已经一个月了，从我回到温哥华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躺在病床上，病情时好时坏，说话断断续续，思维时而清醒时而迷糊。随着他病情的反复，全家人的心情也跟着起落不定，恐怕没有人敢奢求他能康复如常，只要病况不再恶化，我们已是额手称庆，谢天谢地。
其实论年纪，爸爸还不满67，只能算是刚刚步入了老龄化。虽说按照国家规定，他在六十岁那年退了休，可工作却一直没停，去年底才真正天天待在家里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三年前爸爸被查出来患了糖尿病，二级，不用注射胰岛素，服用一种名叫二钾双胍（大概是这个读音）的药可以控制血糖。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糖啦盐啦肉啦蛋啦都尽量少吃。根据医生的嘱咐，每天按时定量服用这种西药，还在饭后测试血糖含量。这样过了两年多，爸爸削瘦了很多，人的精神状态也萎钝不少。
大约一年前，妈妈告诉我爸爸出现了眩晕症状，晕得厉害的时候还发生过短暂昏迷。这期间爸爸开始频繁出入医院，找了几位专家，吃了不少中医、西医药物，病情非但未见缓解，反而渐渐加重。这么多中医、西医生，对他的病情都没下一个明确诊断，所以在用药上也没有太大把握。有的说他是颈椎病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多做按摩即可痊愈；可是每星期两次的按摩并不见效。有的说他得了帕金森综合症，要家里人防范形成脑血栓；可是爸爸的手并不颤动，还可以到公园散上半小时步，似乎不象帕金森病人那样要人扶持。有的说他是老年痴呆症前期，提醒家里人注意他的举止；可是爸爸还在协助珠宝协会的工作，不仅撰写鉴定报告，还参与评选优秀论文。有的说他是糖尿病并发症，可能导致多种器官衰竭；可是爸爸一直坚持用药，没有一天中断过，怎么会发生衰竭呢？还有的说不能长期服用一种药物，二钾双胍会加重肾脏负荷，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负作用；可是停用此药，又有什么其他的药具有同等功效？可怜的爸爸就在医生们你一言我一语中成了任人摆布的试用品，大瓶小瓶的片丸浆汤统统闭着眼灌进肚里，人渐渐支持不住了。
半年前爸爸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饭量已大不如从前，似乎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说话的语速也比以前慢了很多，经常表达不清他的本意，往往由妈妈在旁帮他补充后半句。行动日渐迟缓，走路的步伐又慢又碎，有时还因体力不支无法上下楼。关节部分慢慢变得僵硬，脖子和四肢不能灵活转动。人明显苍老许多，脸上虽未现老年斑，可皮肤已大多松驰且没有光泽。尤其是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心里压了很多的事或存有过多担忧，可无论怎样劝解都无法让他乐观地面对疾病。春节期间我回家小住半月，爸爸的身体状况每每让人担忧不已。家里人都尽量哄着他，说很多话逗他开心，春节期间来电来访的亲友也都在安慰他、鼓励他，可欢乐总是短暂的，亲友走后他一人独处时表现出的落寞忧虑更让人心痛心碎。
我的假期不多，打电话或发电邮强行多要一两周休假陪伴父母并非不可能，但是爸爸更挂记着我的工作。他本来就担心我一个人在海外没人照顾，无人能分担工作生活上的沉重压力和种种不如意事。爸爸的开明之处就在于，在他看来，多请几天假于他的病情无补，于我的工作却有损，反而催着我早些返回。听妈妈说，我登上飞机离开北京那天，爸爸一直盯着时钟，算着时间告诉妈妈我该到机场了，该办完登机手续了，飞机快要起飞了，如此这般。放好随身行李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飞机准点起飞，请他们放心，那时爸妈还嘱咐我要注意安全。等我到了温哥华再打电话回家时，爸爸已经住进了医院，正在急救。
这次爸爸是由于肺炎引发的高烧而住院。做完了各种检查，打了多种抗生素的药物还是没法控制高烧。往往体温正常一两天后高烧又起，再做检查再换药治疗。来来回回折腾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有确切的诊断，什么脑萎缩、脑供氧不足、糖尿病并发症、老年痴呆症、多种器官退化、营养不良、体力不支等都写在了病例上。最近两天他又发起了高烧，透视的结果是肺部有阴影，医生怀疑是积压的痰症，要尽快把痰引出来。先是做了雾化（也许是这两个字），咯出一小块痰来，医生说要再做一次咯更多的痰取样，培养细菌进行分析才能确诊，可过了两天爸爸也没再咯痰，人已经被折腾得无力说话了。家里没有一个人学医，实在不懂是不是应该相信这样的治疗，也搞不明白医生用的药到底对不对。全家人只有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只能祈求苍天有眼，让爸爸早日度过一劫。
爸爸住院的这一个月，我的心情也很不好。每天通话听到的消息不是今天稍好些就是病情又反复了，或是今天吃了点东西或没吃什么东西。我不仅担心爸爸的病情难以治愈，更害怕妈妈太过疲劳辛苦，毕竟她也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还好妈妈一向乐观、坚强，在她眼里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让我们这些小辈放心不少。哥嫂工作都忙，国内已成全民皆股之势，在证券公司工作的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浪尖谷底的震憾。中午休市时哥哥常常赶往医院陪伴父母用餐，下了班做了当日股评后还要装修房子和去医院问候几句，忙碌中还得尽父亲的责任和儿子的孝道，真是难为他。两岁半的小侄子正是离不开人的年龄，聪明可爱却淘气异常，九月份才能送去幼儿园，这期间嫂子和她父母只好多受些累了。我一点都帮不上家里的忙，唯一能做的只是每天打一个电话安慰爸妈一二，至于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就只能一切往好里说，免得千里之遥的他们还要为我操心。
很欣赏妈妈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常常告诉我，人往往是被自己打倒的，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糟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现在支持全家人的一个信念就是，爸爸不会有事的，人生嘛，总有疾苦疼痛，只要积极乐观，绝症都有治愈的可能，何况他患的只是老年人的常见病。爸，乐观点，正如妈妈说的那样，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河，全家人都会帮助您度过难关，等着给您祝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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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孤岛兄在网上发了一组照片和文章，与博友们分享其游览桂林诸山的快乐心情。看着一处处耳能熟详的山山水水，阵阵泛起的乡情却使水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次回家省亲，由于父亲的病情和时间的短暂，我无法去桂林走走、看看。读了漫步兄的照片和文字，水晶如同亲临其境一般，又重游了一回故乡。现将去年写的一篇小文摘录如下，以表对漫步兄的感谢和唱和。———————————————————————————-我的故乡–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前两天闲来无事，在文学城网上东逛西荡，顺手打开了一组图片。这八张照片取的标题够大的，叫“美得如诗如画：全世界公认最漂亮的地方”。且不必考究是什么机构、什么人的评比，也不必理会“全世界”、“公认”和“最漂亮”这三个词的夸大程度，毕竟这不是打出来的广告，我们这些“审理”广告的人没有必要非要追究虚假广告的应有下场——rejected it （众同事一笑）。只是一张张图片看将下来，心里居然有了五祖对神秀“身是菩提树”一偈的同感：美则美矣，了却未了。这些图片选得都不错，有奥地利美景、荷兰乡野、佛罗伦斯河、瑞士秋色等，可以称得上非常漂亮；但若硬加上“全世界”、“公认”、＂最＂这几个修饰辞，加标题的人不是哗众取宠就是井底之蛙。
我不喜欢日本人，对日本四岛也没有清晰的概念，不过这一组图片的最后一张拍的是日本银座夜景，就让我心里不大舒服，也绝不服气。于是upload这组图片的时候，把最后一张换成了我故乡的风景照，贴在了自己的space上。本来是一桩小事，我的blog，爱放哪张图片、照片随本姑娘愿意，似乎没必要写点什么；可是昨晚，向来极少做梦的我，突然梦见了故乡，梦游了一回漓江。
我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是广西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地方。小时候，我对桂林的美完全没有感觉，满眼望去的山山水水因为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实在没觉得有什么独特稀奇之处。从小我就很谦虚，每每听见有人夸桂林“山水甲天下”时，我总是谦逊地说或想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客气客气，包涵包涵，承让承让，彼此彼此…… 尽管自个儿心里还是挺美滋滋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故乡的美开始渐有意识。多少年来，旅游局对全国最出名的旅游景点进行的评比中，桂林都稳坐老二的交椅——第一名永远是万里长城，中国的脊梁——我当然服气。既然全国人民都认为桂林该排第二，我就随大流吧。我也挺没出息的，第一次见到火车离开桂林的时候，我已经六岁了。去的地方不远，是柳州，也只住了两个晚上就回来了。不过回来后我倒是很老实的逢人（主要是我那帮没离开过桂林的幼稚园小同学们）就说，柳州不如桂林好看，山没有桂林的青，水也没有桂林的清。
再一次远行，是初三暑假，上北京玩了一趟。我本有择床的毛病，睡眠一向很轻，这次坐火车的时间很长，三十几小时，本姑娘竟有本事坐在窗前十几小时不挪窝，一路欣赏各地景致。渐渐地，我看不到山了，也见不到水了，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平原，实在称不上美景。这次北京之行，我的总体映像就是，北京大气，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中心于一体的大气；但若论秀气，还是比不了桂林，论山论水，桂林都无可比拟。
再往后，我去过全国东南西北二十几座城市，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美。桂林城太小，跟很多城市相比，在各方面的差距都挺大的；不过说句公道话，风景还是桂林独好，毕竟她占据了自然风光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我来了个大忽悠，把自个儿忽悠出了国，到了温哥华。刚登陆不久，就被朋友请去家中坐坐，Downtown的高层住宅，望眼出去确实是很美的外景。整晚上朋友都在吹嘘他买这套apartment是多么有眼光，还说有view和没view的apartment价格上能相差百分之多少，以后出手时能差价多少云云。当时我傻傻地问了一句，什么才叫有view？朋友说能看到山见到水就是有view。嗨，我当什么呢，要这么说，从我住在桂林的家中任何一扇窗望出去，都能看到山，见到水，都有view！
今天一大早，刚打开电脑，就听见远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在messenger上叮叮咚咚的召唤声。“我订票了，”朋友打字如飞，“八月份回国，回桂林！”她是我的发小，我们在一个大院里度过青葱岁月。这一趟回国，她铁定会在桂林住上十来天。哦，我突然想家了，想故乡，想桂林。我也想回去，可惜我不能与她同行。想家却回不去，那是种让人憔悴的无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从网上download了一组家乡的照片，解解干渴也是好的。说实在话，我真的很自豪，我的故乡，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永永远远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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