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晶 阿 姨

下雪总是让人备感兴奋的，尤其对俺这种不用开车长年累月挤公共汽车的小老百姓来说。周末两天，那雪花竟或紧或慢飘飘洒洒地飞扬在大温各区，愣是没功夫消停片刻。本来周六就想着去哪个公园玩会子雪，可隔着窗往外看了半天，对面屋顶上只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路面上的雪触地即化，看起来湿漉漉的。犹豫半日，雪未见停，天色已然黯淡，远处的山啦树啊早就模糊一团，看不真切。算了，照这架势，这雪得下一晚上呢，周日早点起来，等雪停了再出门不迟。

周日刚一睁眼，就急忙往窗台望去，耀眼的亮光隔着窗帘透进来，想来雪已止，日已出。拉开窗帘一看，外面一片素白，整整一夜的大雪将万物盖得密实，天上地下并无二色。雪还在下着，正如《红楼梦》里写的那样：“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这比喻太绝了，俺都不用挖空心思再想别的词了，干脆直接套用吧。这一下真令人颇感意外，俺兴奋得立马踢被子起床，草草梳洗后拉开门就往外跑。下雪喽，出门喽，去公园喽，玩雪去喽，喂松鼠去喽。

十月份俺拣了一大堆榛子回家，现在还都摊在地上等着晾干呢，没事儿的时候，俺就用胡桃夹子把大大小小的榛子都给夹开，把果仁收集在一个大袋子里，预备天冷时带到公园喂松鼠。老天真是读得懂人的心思，只让俺等了一个月就慷慨地奉送这么一场大雪。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俺匆匆忙忙穿衣戴帽之后，就手握这一袋子榛子仁往公交车站跑去——松鼠们，别着急，俺给你们加餐来了，留着点肚子好好享用这些小坚果，管保让你们齿颊留香，吃了还想吃。

厚厚的雪铺满大街小巷，大部分人行道上还没人出来铲雪，一脚踩上去吱吱有声，层层叠叠的脚印把雪压得棒硬结实。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丝毫没有停的意思；街上的行人挺多，因为今年第一场雪就下得如此有声势，大人孩子的脸上都带着欣喜的微笑，抬手接着大团的雪花，漫步到空旷的地方堆雪人打雪仗。公共汽车比平时拥挤多了，车上多了些不敢或不想在雪地里开车惹麻烦的人们。很快公交车就开到了市中心，周边倒是有好几个公园，但俺估计这些公园里的雪也许不够厚实，温室效应多少会对地上的积雪有影响。那就继续坐天铁到远一点的本拿比中心公园去，要玩雪，就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小时。

平日里天铁都是依据设计好的程序自动运行，既无人售票也无人驾驭，问问经常坐天铁的人，有谁见过天铁驾驶员？嘿，周日那天雪下得大呀，俺挤上去的那辆天铁居然有位帅哥司机占据了最顶头，哗啦一下打开控制台，先启动了雨刷扫除玻璃上的积雪，再按着红红绿绿的几个按钮控制着天铁的开门关门和速度。俺站在旁边看了几下帅哥的操作，比较能看明白的是他右手握着的控制杆，想来往上推是加速，向下拉是减速。啊哟，天铁竟然还配备有手动档，就算电脑程序失控天铁也不会停开，这也算是借着恶劣的天气开了回眼界吧。

中心公园里的雪已经把灌木丛完全覆盖了，高大的松柏枝似乎艰难地承受着连绵飞落的羽片，长椅上的积雪近一尺来厚，各条小路边的指示牌都蒙上了一层薄霜。真是来对了地方，整个公园仿佛玻璃罩下的童话世界一般，处处精雕细琢，晶莹靓丽。走着走着俺来到一个小湖边，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几只缩脖耸肩的野鸭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徘徊，排在最后的那只麻鸭居然滑倒了，硬硬的鸭嘴把冰面砸了个小坑，那笨拙的动作滑稽透顶。湖边上有人用雪堆了只半人高的小狗，顽皮可爱之至。记得初中时学过一首打油诗，诗曰：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语文老师在讲解时曾说，不必堆砌华丽的词藻，用最平实的大白话也能写出不朽的诗歌，所举的例子就是这首诗。事隔多年，每每见到雪，俺能随口吟出的诗句只有“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一句，平实平淡平常，却难以忘怀。

夜幕降临得很快，刚午后两三点钟，树林里已弥漫着团团阴暗。因为没见着松鼠，那袋榛子还拽在俺手上。该回家了，俺心里有一点点失望，抓了几颗榛子放在路边的树桩上，权且当作到此一游的印记吧。谁曾想，刚离开树桩两步，树上就冲下来一只硕大的黑色松鼠，用两只前爪捧着一颗榛子贪婪地啃着。这一下俺真是大喜过望，悄悄地来到另一棵大树下轻轻拂去积雪，在地面上用榛子摆出一个梅花图案，希望松鼠能看到这份小小的下午茶。更惊喜的是，俺往前只走了三五步远，树上窜下另一只小松鼠，直冲到俺的脚边站住。毛茸茸的大尾巴拖在身后，它站立着抱着两只前爪做作揖状，清澈无邪的大眼睛满是渴望地望着俺。那是一种现在只有在动物和孩童的眼里才读得到的纯洁干净的目光，俺被深深打动了，俯身轻轻放了一把榛子在它面前，看着它欢快地大嚼大吃。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想起那两只松鼠俺还是感动不已。虽然这篇文章迟了几天才写出来，可写的过程中俺一直心情很好心存感激。生活可以很简单，活着可以很开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人生的快乐其实无处不在。

一过立冬，立马体会出夜长昼短的凄惶。每天下了班，一走出大楼，全身就被一团漆黑包围着，无论走多快都摆脱不了夜幕的静谧肃杀。黑沉沉的长夜给寂寞添加了砝码，我的神经都变得异常麻木。知道我有多么无聊吗？最近已经无聊到不再去想为什么无聊、如何排解无聊和无聊究竟为何物了。

昨天，也是下班时分，明明只走一个街区就到家了，我却不想那么早回去面对冷锅冷灶。家门口是一个小图书馆，此时正灯火通明，仿佛招着手引诱我进去以便打发晚饭前的寂寥一般。这间图书馆本是我的常去之处，可自打八月份温哥华公务员罢工以来，它闭门谢客近三个月，致使这期间我未曾借过一本书。既然不想回家，去图书馆坐坐也好，也许又有一批新书上架，也许能找本好书消磨一晚的光阴。

图书馆里有四架中文图书，还有二十来张中文影碟，都放置在北墙一角。随手翻拣时，我看到了一张DVD，是电影版的京剧《沙家浜》。封面上一句“让中老年重温过去，让青少年了解历史”霎那间轻轻触碰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拿在手上的DVD竟有些沉甸甸起来。四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多少人的心里划上了深深印痕，留下了种种遗憾。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八大样板戏也在大浪淘沙中几经起伏沉沦。我记事的时候，“史无前例”已经进入尾声，八大样板戏由红转淡，从热趋凉，三十年来鲜有公开放映。直到现在，我连八大样板戏的名字都数不全，更别说看过一轮了，能记忆的只是某些名段里的片言寸语。

赶紧办理了借阅手续，匆忙回家，草草应付过晚餐之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图标。这是一部1971年摄制的老片子，铿锵有力的话外音朗诵了一段关于战争的语录后，红色幕布上打出了《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革命并且现代地彰显着时代的烙印。由于是舞台剧，布景和道具相对简单些，故事情节交代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是各人物的身份及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剧情就不多说了，讲述的是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的群众家中养伤，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援和配合下，一举歼灭入侵的日伪军的故事。演员们荟集了当时京剧名角，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分别饰演郭指导员、阿庆嫂、沙奶奶、刁德一和胡传魁，可惜如今这些名角大多已经作古了。

尽管这部电影曾红透一个时代，我得老实承认，昨晚还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完整部影片。原先我一直没弄清沙家浜的地理位置，只知道那地方靠水，可究竟是濒临太湖、西湖还是洞庭湖、鄱阳湖水域就不敢妄加猜测了。郭指导员的一句唱词说得明白——朝霞映在阳澄湖上——那就说明沙家浜坐落在江苏省，临近上海和苏州。长见识了吧，阳澄湖不仅出大闸蟹，还孕育了一个样板村，沙家浜的名头，在六、七十年代可比大闸蟹更出名。

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智斗》一节是整部戏的名段，相信很多人都能像模像样地哼上几句，国内的卡拉OK包厢里也大多收录有这一唱段。我不是戏迷，但对这一节的大段唱词还算熟悉。再次欣赏这一片段，只觉余香满口，回味无穷。三位演员的表演精湛绝伦，利用肢体动作及面目表情把各人物的特征和心理活动传神地表达出来，尤其是演反角的胡传魁，表演功底更为出色。

最精彩的部分我认为有两处，一为芦苇荡里的群唱群舞，一为除歼时的连串跟头，好看，也热闹。“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句唱腔，我还是从李金斗、陈涌泉的相声《武松打虎》里学的，并不知道这句唱腔之后是一大段快唱，而且还是11位演员的连袂合唱。唱词写得真好，虽然现在我是一句也没记住，但那鼓舞人心的场面着实超有煽动性，想必当年曾感染过若干人热血沸腾吧。11个人连唱带舞，不断改变队形，可无论怎样变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去，都重点烘托出了主角郭指导员的高大形象。噫，这样的舞美设计，这样的精巧安排，让人不能不佩服编排者的才智。那个时代，“革命理想高于天”，原来可以表现得如此纯洁。

歼灭日、伪军那场戏是以武生戏来体现新四军战士的英勇的，十来个人接连翻着跟头越过道具墙，个个身段极佳，武功高强。要知道，这是以舞台剧的形式拍摄的电影，不夹杂任何特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全都是演员们的真实表演，台上一分钟看着挺热闹，凝聚的可是群众演员的台下十年功呀，不容易。

该怎么表述我看完这部电影的心情呢？三十大几的我，离中老年的世故还有些差距，与青少年的青涩又明显渐行渐远；既可以和中老年一起重温过去，也能够与青少年共同了解历史。上周末是加拿大的国殇纪念日，很多人都佩戴红罂粟花缅怀先辈和烈士。尽管因风大雨急我没有参加纪念日的活动，总可以借几分加拿大人的怀旧情绪思念一下我苦难深重的祖国吧。真应该找机会抽时间看完八大样板戏，以身处异国异乡的经历和视角好好地、心平气和地回顾历史。

“最近忙什么呢？很久没看见你写新的文章了。”这是一个月来一帮朋友当面或在网上“碰面”时常问的一句话。是啊，已经很久没有动笔写点什么了，非但自己不写，连看别人的博客都提不起兴致留言，甚至若干天都不上网读别人的文章。其实我没在忙什么，没忙工作，因为这阶段上班并不忙。回家后更没事儿做，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下班后到睡觉前的五、六个小时，无聊中把整晚整晚的时间一点点掰散揉碎。但愿这仅是暂时的情绪低落，不过也不排除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可能。

没有学过医，对抑郁症了解不多，想来这种病是一种情绪障碍，如失望、沮丧、悲观、伤心、自卑、绝望等，轻微的可自愈，严重的则会自杀。我的症状不那么明显，每天该做的事照做，机械地做，既不感到高兴也不觉得悲哀，而且不想也不敢深究做这些事有多大的意义。日子过得与往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工作也不妨碍生活，只是觉得无聊，心里空落落的，也许可以用“空虚”一词来概括吧，我却不知怎样才能消除这份空虚。

一直以来，更确切点，是两年多来，我对自己都有几个要求，定下几个规章，忙碌平淡的过程中习惯了也基本遵守了自定义的条条框框。比如，上公车时必须对司机微笑，说thank you；在上班场所见到任何客户都微笑并问候；接任何电话时都保证对方能感到我在微笑；每个月至少读一本中文书和一本英文书；每天阅读并朗诵至少一篇英语文章，不断提高英文水平的同时最好还能争取学点新知识；如果不能每天写点东西，至少也保持每周记篇周记或观后感，总不能在学英语没什么长进的沮丧中再把中文都丢光吧。每晚或念经或打坐或做瑜珈让心境平和心胸开阔等等。可是，近一个月来我对自己定下的这一切产生了怀疑，真的有必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吗？遵守这些“规定”能带给我快乐吗？

举几个例子说说我现在的心境吧。工作日照常上班，接电话见客户安排会议提供服务解决问题有时也很忙碌，我却找不回最初的工作热情。每周末都照常到超市买菜，每晚都做饭并为第二天中餐准备饭盒，我的胃口却越来越差，吃什么都无所谓。这不，连续两周的伙食费都没超过三十块，上上周一磅排骨吃了四天，而上周一磅碎肉吃了五天还没消灭掉一半。晚上读书念经上网，一个月来也读完了几本书念了几千句经看完了《越狱》一二三季，可读了念了看了之后没感到有什么收获或心得，疲倦取代了兴奋。睡眠尚可，并没有失眠现象，但想不起所做的任何一个梦，或许根本就没做过梦。正在自学英语口语速记，背了一堆符号和缩写却只是为学习而学习，既没想过为什么要学，也没感到学习中的压力和乐趣。我很无聊，可工作、烹饪、读书、念经、看碟、上网、学习似乎都不能排解我的无聊，只是无形中把无聊又扩大了若干倍。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读到一篇讲“干物女”的文章，紧接着在麦子的博客上又读了一遍。“干物女”是日本传来的流行用语，大意指如香菇、干贝、坚果等干货一样干巴巴了无情趣的女人。文章中列出十三条“干物女“症状，如在家时穿宽松的运动服、不化妆不上美容院、体形要么偏胖要么偏瘦、厌倦上班又无从逃避、口头禅是“烦死了”等，对照一下原文，只要符合六条就属干物女一族，九条则为强力干物女。逐条自测下来，我得了8分，看来逃不脱“干物”一族了，离“强力”亦不远矣。可是，回顾一下自个儿这一个月低落的情绪和黯淡的表现，我才惊惶地发现，岂止是“干物”啊，恐怕我早已陷入抑郁的苦海里了。

如果把这十几条认定“干物女”的特征全部倒过来做一遍，在家穿漂亮晚礼服、化浓妆做美容做发型、多吃肉肉长胖一点、高高兴兴上班来、口头禅变成“没什么可烦的”，我就真能快乐起来吗？难道快乐是建立在服装和化妆基础之上的？空虚总是与寂寞为友，而空虚的心是不可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的。真希望能有智慧和技巧改动一个字，将“空虚”转变成“空明”，快乐就能如影相随了。但愿。

上天对温哥华这方水土太过偏爱了一点，风光景色之旖旎、风土人情之纯朴、风物特产之丰饶，令大温各地区的村民们享受了绚丽的春天明艳的夏天之后，迎来了婉转多变的秋天。秋天意味着染红的枫叶，熟透的红莓，落地的榛子，当然还有糟糕的连绵苦雨和寒彻的阵阵冷风。秋雨下了多少天已经没心思去计较了，久违了的太阳和刻刻盼望着的周末发生了难得地碰撞，那绝不能辜负这份天赐的情意，出门走走吧。

去哪儿散散心于我是并不太重要的，只要能抖落掉寒风阴雨带来的湿漉漉霉气和阴沉灰暗的坏心情就处处是好地。朋友圈中多是爱玩会玩之人，一个去兰里堡捡榛子的主意加上一个电话及一通电子邮件的转发，一夜之间已招募了二十来号人六七辆车。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伸了个懒腰露出半张笑脸，车队已朝着兰里堡浩浩荡荡地高歌猛进。

榛子是一种坚果，我对小时候吃食的记忆中并不包括它。可能是南方不常见到榛子树和榛果的缘故吧，一直以来我就固执地相信这种坚果必是结在高高的树上且只有东北的大山里才能采到，故而对这趟捡榛子之行从一开始我就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各国在城市中点缀几个或大或小的公园本不稀奇，可在市中心建森林公园温哥华恐怕是独一份儿吧，那么温哥华近郊的兰里堡的某个农场或某块山角种着深山里才有的树木谅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仅一个小时的路程，车队已经到达目的地。农场入口处，两个壮实的白人正抬着一大桶榛子过磅称重，二三十磅的榛子哗啦啦地倒在纸箱里的响声惊动了我们。哇噻，两个人可以捡到这么多的榛子，大伙儿被这一“眼见为实”撩拨得兴奋异常，排着队分发大小不一的装榛子的塑料桶时，有几人专门要了最大的桶，雄心勃勃地表示出满载而归的期待。

榛子树不象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大，树干还没有街道旁常见的松树或枫树粗，高度更是差了何止一两个等级。树冠的覆盖面积却超出松树或枫树数倍，张开的华盖犹如撑起的大伞，将树与树的行列间距完全遮蔽。最低处的树枝刚够一人高，伸手即可触碰，叶子已经由绿转黄，树下的草地铺了厚厚的层层金黄。好大一片树林，几百棵榛树延伸开来，从平地渐上土坡，重叠交错的枝条大有遮天蔽日之势，景致颇为壮观。

已经是日上三竿的时分了，太阳光从树叶缝隙中斑驳透过，依稀照耀着草地上来不及退却的滴滴晨露。泛黄的落叶还残存着几天前下过雨的痕迹，太阳、雨水、小草、落叶、泥土混杂着的自然之气虽不芬芳，却还清新。榛子就散落在草丛里落叶中，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树下隐藏着的通体浑圆顶部微尖的黄竭色、黄绿色榛子，捡一颗往桶里一扔，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咚”。成熟的榛子个大，量重，色暗，油亮，圆润，饱满，结实得如同山核桃，捡上几分钟就能铺满一桶底。从一棵树下挪到另一棵树下时，榛子扔入桶中的声音已变成沉闷的“卟”了。

我们这二十几人并不完全熟悉，很快大家都按熟捻程度三三两两地自成小组，分散在不同的树下。农场的大门旁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许爬树”，其实就算爬到了树顶上，未必能捡到更多的榛子，显然主人更在意来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如何才能让榛子落下来呢？最简单的方法是摇动树干，力气够大时，树上的枝叶瑟瑟乱颤，熟透了的榛果就噼噼啪啪落满一地。为博众女生一笑，男士们争先去撼大树，比赛谁摇下的榛子多。落下的榛子有时会打在头上，挺疼，不过没人在意。榛子落地后，同伴们在榛子林里快乐地追逐着，欢闹着捡拾着，嘻笑着比较榛子的大小，全然不顾被露水打湿的裤角。趁着没人注意，我对着旁边一棵中等粗细的榛树偷偷踹了一脚，树上只飘下几片叶子，我只好放弃了再踏上一只脚的打算。

捡榛子实在是一项体力活，弯腰下蹲动作的简单重复中不仅是对身体的锻炼，还考验各人的眼力——树上摇落的榛子和黄的叶绿的草浑然一体，眼神差点的几乎辨认不出。很快，有人开始嚷嚷腰酸，有人开始喊着背痛，活动筋骨的同时还不忘比比各自的劳动成果。放在地上的大桶才装了小半桶，拎在手上的小桶则盛不下更多的榛子了。我还是太贪心了，目光所及的榛子，不管大小，不顾色泽，统统一网打尽，只想着尽快装满手上的塑料桶，最大的榛子比最小的那粒竟足足大了两倍有余。笑着将满满一小桶榛子倒进大桶里“充公”后，我的新鲜劲已得到满足，接下来只捡个儿大的榛子扔进空桶。

一个半小时后，队长一声招呼，全体收工，准备回兰里堡午餐，下午参观红莓农场并品尝新鲜莓子酒。我们的战果是显著的，平均每人捡了十磅榛子——当然个别榛子个头是小了点，青青的还没完全成熟。拿着分给我的那份榛子，我才想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怎么吃这些坚果呀？商店里卖的榛子都是经过加工处理的，硬壳被敲碎，白白的果仁糖渍盐浸过，吃着全不费功夫。大家对烤榛子、炒榛子、煮榛子、烘榛子都不在行，那就各人回去实验一二，下次聚会时交流一下榛子的做法和吃法吧。我还是挺性急的，一到家就洗了一大把榛子，把这些坚硬的果实放在高压锅里小火焙着，隔两三分钟翻一次，等到果壳上出现了黑黑的小点时关火。吃榛子远没有捡榛子时那么兴奋，费了半天劲才夹开了几颗，果仁倒是焙熟了的，只是味道不如山核桃。

望着摊了一地晾干的榛子，最稳妥的处理方法是包几份送人，也许人家有做榛子的好办法，这样才不枉费我一个多小时的劳动价值。在国内有一道菜叫松子玉米，我从来不点不吃。谁都知道松子好吃，可松子是松鼠的主食，处于生物链最高层的人类，有什么必要跟松鼠抢口粮？难怪在国内我从来没见过小松鼠，还一直以为它们跟动画片里画的一样，是红色的呢。只要不是主要交通干道，温哥华随处可见灰色和黑色的小松鼠。松鼠们应该也是爱吃榛子的吧，个头比松子大，味道也不错，并且绝对新鲜。这么多榛子我是吃不了的，没事时把小榛子挑出来装在另一个袋子里，散步的时候带到公园里喂松鼠。不知今年冬天会不会下雪，也不知松鼠们贮存够了过冬的粮食没有。唔，下着雪，天地一片素白，揣着烤熟的榛子，到公园给松鼠加餐，想来是件很美的差事。开始强烈盼望下雪……

“听着，只能说你没看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这是《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一句台词，真实地描绘出了刚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的感受。姜文真是了不起，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狂，他的张狂还是让观众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那种——电影一开场俺就告诉您了，是你没看懂，不是你没看见！

中秋节刚过，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就拉开了序幕，为期十六天，在大温地区各大影院播放来自各国的百余部电影。中国大陆送来参展的电影共十五部，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姜文执导兼演出的《太阳照常升起》。这段时期我很少上网，也没怎么看新闻和报道，明知道《太阳》已经在国内升起若干天了，对剧情和评论我却还一概不知。中秋之夜看不见月亮，无聊之时随手打开电脑，无意的点击中看到姜文对《太阳》的评论：只有心地单纯的人才看得懂。其实我更喜欢看过电影后再去看相关评论，这样看电影时我才不会受到影评的影响，更享受电影情节起伏的乐趣。姜文的这句话在我心里投下了一块阴影，我打算去看这部电影，而看不看得懂这部电影似乎不能作为本人心地是否单纯的考量吧？

看完电影，我觉得很惭愧，也许自己的心地不再单纯智商也不够高，居然没看懂《太阳》。故事片总是要讲述故事的，尽管《太阳》的故事分成了几段情节来讲述，看懂几个相互有关联的故事是不难的。可是对于故事背后想要表达的深刻意义，就不敢妄自标榜自己是否真正看懂了。

四段情节，跨越了三个年代（或许是四个），描写了四个人的死亡。只有上吊的那个人在电影里给了观众明确交待他确实死了外，其他三人是死是活则有很大的存疑空间。电影的演绎并不是依据时间的顺序，而是在几个年代中来回穿插。不过把四个人的死重新整合一下，故事梗概也就出来了。五十年代，中俄边境。疯妈（周韵饰）的丈夫是志愿军，电影里以“最可爱的人”代替了他的职业。李不空志愿军（英文字幕打出的是Bukou，想来他的名字叫不空吧）挨了三颗枪子儿，死在中俄边境。疯妈没有见到尸首，在遗物中看到三个弹眼和三条长辫。李不空被打死了，可他并不是烈士。李不空为什么而死？真的死了吗？此存疑一。

七十年代，某学校校园。梁老师（黄秋生饰）、唐老师（姜文饰）和林大夫（陈冲饰）都是学校职工。某天晚上放露天电影《红色娘子军》，有女人高声喊叫“抓流氓”，梁老师被当成流氓遭了顿暴打。林大夫本就暗恋梁老师，她作为受害者之一配合公安机关的调察工作，最后还了梁老师一个清白，可得到清白的梁老师却上吊自杀了。死时梁老师脸上带着笑，双手插在裤袋里，死得并不难看。

唐老师被下放，携同唐妻（孔维饰）来到疯妈和她儿子李小队长（房祖明饰）所在的村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小队长开着拖拉机去接唐老师及唐妻，回村的路上看见河上漂着疯妈的鱼鞋、衣服和长裤，疯妈死了。疯妈为什么发疯，又为什么投河呢？电影最开始的第一段情节，讲述的是疯妈的故事。疯妈买了双鞋，是做成船型四周绣成鱼模样的鱼鞋，可鞋却极为怪异地丢失了。找鞋的过程中疯妈从树下摔下来，就此发疯，其症状表现为爬树，刨坑，捡鹅卵石，说疯话，摔东西，念诗等，经典台词包括“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狼能追得上我吗”和“只能说你没看懂，不能说你没看见”。当疯妈用鹅卵石在树林深处建成一所房子并把家里摔碎了的物品拼成原形放进小屋后，疯妈却不知所终。村里人说她死了，可河上漂着的只是她的鱼鞋和衣服。疯妈是死了还是失踪了？此存疑二。

唐老师在农村接受改造之时，天天带着村里上不起学的一帮楞小子上山打野鸡，无意间发现了疯妈修葺的那间石屋。某个夜晚他再次到石屋一探究竟时，却意外听到也窥探到唐妻与李小队长的偷情。唐妻告诉李小队长，唐老师说她的肚子象天鹅绒。小队长没见过天鹅绒，想象不出肚子和天鹅绒的关系。唐老师回城去找天鹅绒，要让小队长死个明白。在城里，唐老师想通了，决定原谅唐妻，也放过小队长。没想到，小队长找了块天鹅绒，笑着告诉唐老师“你老婆的肚子不象天鹅绒”，怒火中烧的唐老师开了枪。谁死了呢？李小队长还是唐老师？此存疑三。

整部电影里还有几段精致的搞笑片断。比如李小队长用算盘算7654321乘以1234567，百万位数乘百万位数啊，居然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更搞笑的是，旁边一人还郑重其事地说“他算对了”。这个场景明显在忽悠，13位数的答案，可能在几秒钟用算盘算出来吗？戴墨镜女去探望摔断腿又遭暴打的梁老师，说了若干个“我恨”，让观众笑了个前仰后合。林大夫被犯罪嫌疑人隔着白幕摸屁股以指认谁是真正的流氓，本已够搞笑，可林大夫接下来说的那句“能不能再试一次”简直成了搞笑中的经典。

这些情节和片断是我在电影里看见并看懂了的，每一段故事都极为精彩，每一段音乐都极为动听，每一段风景都极为美丽，每一位演员都演得极为到位。《太阳》里最没看懂的是这样一段情节：唐妻和疯妈骑着白骆驼一起向北方走去，唐妻告诉疯妈，在路的尽头唐老师要跟她结婚。路还有尽头吗？唐妻表示出怀疑，可在岔路口出现了两块路标，一块写着“往尽头”，一块写着“未尽头”，于是唐妻走向了“往尽头”，疯妈走向了“未尽头”。唐妻走到一块写有“尽头”的石雕前，遇见等待已久的唐老师，随后两人在众人的载歌载舞声中结了婚。我没看懂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就能得到爱情，还是得到了爱情意味着人生走到了尽头？或者，如疯妈走向“未尽头”，她得到的是李不空的遗物，爱情的遗物。

影片跨越了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四段情节只写了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没有一笔提到六十年代。这三十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想必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们都记忆犹新。50年的抗美援朝，52年的三反五反，58年的大炼钢铁大跃进，5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66-76年（这个不说了），每一阶段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民都看见了，都亲身体验过了，可历史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有谁看懂了呢？

疯妈抱着刚出生的李小队长，爬在火车顶上，对着刚升起的太阳高喊：“阿廖沙，别害怕，火车开在铁轨上，太阳又升起来了！”是的，时光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仍然滚滚辗过它的轨迹，东方的太阳照常升起，照耀着78年，79年，89年，97年，以及未来的08年。

身处各个年代的人们啊，谁人不疯？哪个不傻？谁又真疯？哪个装傻？还是那句话——听着，只能说你没看懂，不能说你没看见。我看见了，却没看懂，真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北京的红太阳突然殒落了。中国大地一片肃杀，举国哀恸，震天动地的哭声传遍大江南北。

第二天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由于不是星期天，大人们照常去上班，孩子们照常得去上学。说是照常，还是跟平时不一样，因为那天上班的人们都在化悲痛为力量，尽心尽力扎花圈写挽联，由衷寄托人民朴素的哀思并表达着赤胆的忠心。那天妈妈出差在外，最快也要下午才能到家；爸爸匆忙喂饱我们，就打发哥哥去上学，我去上幼儿园，自己回单位继续扎昨天未扎完的花圈。

一直以来，爸爸对政治都不敏感，这次也不例外。昨天扎花圈的时候他只在自己的前襟上缀了一朵小白花，却忘了应该给他的孩子们也准备一朵，也忘了嘱咐我们要面带悲伤之情。哥哥一上学就被老师赶了出来，让他回家戴朵小白花后再进教室。哥哥一出校门就看见其他单位的阿姨在扎花圈，毕竟大着几岁，他很乖巧很礼貌地开口讨了朵小白花，蹦跳着又去上学了。

我没有那么幸运，那天的遭遇终生难忘。幼儿园大班的阿姨姓杨，她和我爸妈的关系一向不好。不好的原因据说是她并不想当幼儿园阿姨，想调到我爸的处室做个试验员，可被我那耿直的老爸一口回绝了。其实那天没戴小白花的小朋友不止我一个，本来嘛，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天翻地覆呢。可是，不幸的是，没戴小白花的小朋友里只有我面带喜色，这就犯了天条。杨姓阿姨毫不客气地把我纠了出来，赶到大门口罚站，而且一站就是一整天。

我不能象哥哥那样上哪儿讨朵小白花，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杨姓阿姨还过分地煽动群众斗群众运动，一帮teacher’s pets围着我叫着“反/革/命”。我无力反抗，唯一能做的只是放声大哭，那一哭直哭到声嘶力竭，头疼欲裂，四肢冰凉，全身战栗。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羞愧，什么叫耻辱，什么叫自卑，什么叫无奈。从幼儿园门口路过的人们都侧目相看，虽然很多大人也在流泪，可他们没想到一个小小孩童对领袖也有如此深的感情。正当我哭得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分辨不出是吸气还是呼气之时，生命中的奇迹发生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边清晰响起：“世界是虚幻的，跟我来吧。。。”我眼前出现了幻象，阿姨，小朋友，房屋，大地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光。。。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晕眩了，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可就是那几秒钟听到见到的景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整个人生。

下午妈妈出差回来了，她看着我哭肿的眼睛一个劲儿埋怨爸爸的粗心大意，埋怨他早上没有煮一碗鸡蛋细面给我。爸妈并不知道幼儿园里发生的事，而我根本不想向任何人提起我的耻辱和奇迹，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我的心思太过细腻敏感，一碗面而已，就哭个沸反盈天，太小心眼儿了。妈妈赶紧做了碗鸡蛋细面，看着我一声不吭地吃了个底朝天。

顺便提一句，那一天，是我五岁的生日。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另一位伟人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位在中国的南部划了一个圈的老人离世了。举国上下照例要进行一系列缅怀活动，缺乏的只是二十年前那响彻云霄的哭声。

这时候的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所在的单位在当地新闻媒体中占据着龙头地位。伟人逝世的噩耗甫一传来， 局领导就紧急召开了碰头会，通知各相关部门做好伟人画像、文选的发行工作，确保第二天一上班新华书店有足够货源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买意愿。随后，局里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收看电视直播，缅怀伟人光辉的一生。开会之前，我在办公室里用雪白的透明纸精心剪制了一朵小白花，郑重地缀在自己的前襟。

全局一百来号在职人员把会议厅挤得满满当当，局长、处长、科长，党员、干部、群众，无一例外地坐在几台开着的电视机前。满满一大屋子人哪，没有人想起是否应该做朵小白花戴在胸前，或扯块黑纱缠在右臂上，所以我配戴的那朵小花引来无数惊异的目光。分明地，我看到有人眼里流露出不解和讥笑，也听到了几句刻薄和嘲讽，不过，我心如止水，无动于衷。谁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我并不在意。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亲手做朵小白花在众人面前佩戴，以洗刷那个五岁小女孩遭受的耻辱，而这一天我等了足足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不长，不长的时间却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一朵小白花算得了什么呢？二十年前我曾因为没有它险些自杀，二十年后我却又因仅一人配戴了它成为全局的笑柄。中国的政治啊，它很残酷吗？它很可笑吗？不错，放在一个很小的阶段中，政治这个东西的确很残酷；可放在稍长一点的时间段里，它又确实很可笑。

两位伟人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心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们造福过人民，也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亏心事。对两位伟人来说，他们的功过是非自有一位名叫“历史”的智者给予中肯的评价。仅仅二十年，人们的观念在变，社会风气在变，政治走向也在变。二十年前在我还不懂什么叫“政治”的时候，险些被巨大的政治帽子压死；二十年后在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单位中，在纪念伟人的会议上，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政治”一词。

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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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生日了。其实过不过生日在我本就无所谓，只是每年这一天我都会想到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想起那奇妙的一幕。“世界是虚幻的”，这我相信；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才是真实不虚的本性吧。 可惜，那时我还太小，时间又太短，还不懂得提问，也就无从得到答案。不论是伟人还是凡夫，他的心脏都有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只是我希望，面对死亡时，我已经探究到了真实不虚的本性。

当年是哪一年已经记得有点模糊了， 大概不是94年就是95年的光景，推算起来还是94年的可能性更大些。那年，从四月份开始，全国由北到南陆续拉开抗洪抢险战斗，北始黑龙江，南到珠江口，到处看到洪水泛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画面。每天一打开报纸，铺天盖地的特大号标题往往被“百年一遇”、“抗洪抢险”、“严防死守”、“保卫家乡”等吓你没商量的字眼所淹没。唉，天灾降临的时候，别说是著名的江河湖泊了，就是平日不怎么出名的小沟小溪，都足以淹民殃民了。

一进入六月，广西各地普降暴雨，每逢特大洪峰扫过之时，无论城市还是乡镇，一律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梧州、柳州、桂林等主要城市也相继沦陷。梧州是全区内涝最严重的地方，随便下场暴雨就能淹没好几条大街，水势轻易地就能涨到五层楼的高度。柳州的情况稍好，四楼以上的住家除了出门不太方便以外基本上没有生命的危险。桂林是最有诗情和创意的城市，勤劳勇敢的人民撑着竹排穿行在大街上，来不及扎竹排的卸下汽车内胎（当然越大越好）捆巴捆巴也能凑合着划上街。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上班上学多少受点影响，迟到早退误点旷工在所难免。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全家人都从桂林搬到了首府。虽说南宁也时不时地下场豪雨暴雨，也有老街发生内涝的情况出现，但城市内的基本交通工具还是以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为主，也没听说哪里停工停课。到了七、八月份，北部湾海面上的台风接二连三地形成，风力几乎没有小于十二级的。那时天气预报员还没养成给台风起个好听或恐怖名字的嗜好，只是按时间顺序老老实实地编个号了事，而当年的台风居然编到了三十几号。北海、钦州、玉林、防城港依次告急，随着南宁警戒水位的日益攀升，“百年一遇”和“严防死守”的呼声在首府也日益高涨起来。

横贯南宁市的是一条名叫邕江的大河，各大新闻媒体宣传的“严防死守”就是要守住邕江两岸的防洪大堤，每天的电视画面都能看到子弟兵们冒着酷暑扛着编织袋、麻布包（里面装的不是沙子就是石块）加固大堤。咱老妈天天盯着电视看，尽管分不清穿着草绿色军装的是当地驻军还是野战部队或是民警交警武警刑警，老太太嘴里总咕哝着心疼他们：“多热的天！多重的活！多好的孩子！看看，脸都晒破皮了……”一两天后，电视镜头里出现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大学生志愿者”，一大帮戴着遮阳帽的大学生忙碌在大堤上。老太太点着头，正想赞叹两句，却象想起来什么似的突然转过脸瞪着我说：“你的同学们都上大堤义务劳动去了，你在家晃悠什么呢？”我吓了一大跳，赶紧解释：“这帮小朋友都放假了，有时间，可我得上班呀。”那年月，我对自己已经走向社会颇觉得意，把比我年龄小的人一律叫做“小朋友”。老太太有点不依不饶，大约看到我没被晒爆皮心有不甘：“那你可以跟领导建议建议，现在保住大堤才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得了吧老太太，说得倒轻巧。您还不知道我们单位？局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广场，我找谁提建议去？”我也没客气，两句话就截住了咱老妈的话头。

洪水来势汹汹，上涨的速度惊人，一夜间就超过了邕江大堤的紧戒水位11米之多，而最大的洪峰还未抵达南宁市！记得那天一上班，全局就召开了紧急大会，传达区党委的总动员令，把区直机关的干部职工都动员起来修筑堤坝，抗洪抢险。局长一传达，处长一号召，科长一响应，全局上下立刻行动起来，马上成立了抢险和救护两个大队。男士们全部归入抢险队，准备开拔到大堤上扛沙袋；女士们纳入救护队，在大堤下安营扎寨组织救援。想想看，全市这么一动员，往大堤上跑的人们不亚于百万雄狮呀，别说没那么多沙袋，连落脚的地盘大概都没留够。好在领导总是有远见的，等群众的热情达到沸点的时候，领导做了总结，说抗洪作战要分期分批，让大家都回家换能跑远路的衣服鞋袜。那时手机还没现在这么普及，还是那种象块大黑砖头的美其名曰“大哥大”的手提电话，且只发给副局以上级别的领导使用。我们这些群众呢，只有回家守在各家的电话座机旁待命。后勤服务部想得很周到，为防洪峰来临时造成全市断水断电，他们帮全局职工每人准备了一箱方便面、一箱矿泉水和一包蜡烛。动员大会一结束，大家就赶紧行动起来，领完自己那份备战备荒的干粮后各自回家待命去了。

抢险队的任务比较容易懂，咱老妈对救护队的职责不太理解。老太太认为抢险和救护就象电影上演的那样，男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前面冲锋陷阵，女士们扛着单架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扎抢救，于是很忧虑地对我说：丫头，你晕血呀，怎么能去营救伤员呢？指不定谁抬谁下战场呢。我也没闹得太清楚救护队到底是个啥组织，不过我的认知比老妈可就高明多了。据我理解，救护队就是在大堤下搭个帐篷，支口大锅，里面熬着绿豆汤或凉茶，旁边再摆几把桌子椅子放两糖罐子。抢险队的队员们要是口渴或中暑了，我们就舀碗绿豆汤或凉茶送过去，爱放白糖的放白糖，爱放红糖的放红糖，凭个人所愿。当然，我们还会准备一个医药箱，蚊叮虫咬的给盒清凉油，划破口子的给张创可贴，跌打损伤的给块狗皮膏，伤筋动骨的给瓶按摩油。谁要是真流了血，估计也轮不到我们救护了，直接就给拉医院了。关键是守着电话，一有命令马上出发，这可是保卫家园的大事，马虎不得。

头一夜电话没响，电视上却播出大好喜讯：一号洪峰顺利地渡过了市区，邕江大堤保住了。第二天清晨再看新闻，二号洪峰也顺利通过，没有人员伤亡。天气预报还特别安慰性地介绍说，未来两三天多云间晴，邕江水位有望回落。看这意思，我们不必在家待命了，回单位正常上班吧。果然，一上班局里又召集全体职工开会，会议上先通知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再宣布抢险队、救护队就地解散，然后再次传达了区党委的指导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自愿捐款捐物支援灾区。说是自愿，由于下面地市重灾区损失惨痛，局里对干部职工提出了参考建议：每人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多则不限），四件长衣物（多则不限；短装也可以捐，只不计入捐赠件数），更鼓励大家捐出被子毛毯等防寒用具。虽然没有明说捐款捐物的底线，但对干部职工的政治觉悟局领导是完全放心的。

财务处的人忙了起来，打出每位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的月工资，再把花名册送到各处。只同意按财务处报来的数额捐赠的，就在自己的名字旁签个字，下个月的工资财务处会自动扣发；愿意多捐者，手续上有点麻烦，首先得填上多捐金额，再与基本工资相加得出共捐数目，再把多捐数当面交给财务处，财务处和本人同时在花名册上画押才算完成整个程序。关键时期领导们总是身先士卒，一走廊的局长仿佛开了核心会似的步调一致，每个人捐的数额都一样。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贾老太太为凤姐过生日而发起的那场凑份子运动。最高领导者先开口说“我出二十两”，然后冷眼旁观儿孙媳妇们的“觉悟”，紧跟者将来总有好处，这会子小气的人没准儿哪天就触霉头了。领导们先表了个态，底下人赶紧琢磨琢磨看着办吧。

要不怎么说中国人爱跟风呢，我刚到家跟咱老妈说着单位里的动员大会，咱老爸的小车也开进了家属区。老爸一进门就告诉老太太：“帮找四件长衣服出来，我明天拿办公室去。”老太太白他一眼问：“下个月工资是不是被扣了？最好能捐床棉被？”“哟，老太太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嘛。”老爷子性情一向随和，明知区直机关传达了同一精神，也不说破。趁着老妈翻箱倒柜找着长衣物，我笑着问老爷子捐了多少？老爷子真是个老实木讷人，居然说没看，反正在财务送来的名单上签了个字。“嗳哟老爸，您怎么没半点思想觉悟呢？”我一听就着了急，赶紧卖弄一下从局里听到的“小道”消息：“区里对这事儿可重视了，组织部正通过捐款考察梯队干部哪。这么好的表现机会，您咋没感觉呢？”老爷子的心态从来都是忒沉稳的：“爱考察谁考察谁去，咱不凑热闹。”然后老爷子一脸坏笑着调侃我：“丫头，你的觉悟达到了一个啥高度？”“比基本工资高了十来块钱吧，我凑了个整数交上去，明天写光荣榜的时候省点笔墨。”我刚参加工作，第几梯队啥的且轮不上我。

“都过来看看，”老妈在屋里喊着，“捐这些出去差不多了吧？”老爷子坐着没挪窝，我赶紧跑到老太太跟前：“行了，这四件给老爸拿去，这四件给我。”“我只挪出来了一床薄被，是你带单位去还是让给你老爸？”老太太手里正叠着一床半新被子问我。“给老爸。我要是带到单位去了还不成了挤兑处长？非逼着那老家伙找床更好的交上去，他不恨我才怪。”在机关里挣面包，千万得小心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人情关系，半点错不得，否则连自个儿怎么死的都闹不清楚。

群众的热情是高涨的，捐款捐物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仅一天各处就收齐了全处职工的捐赠物资上交到办公室，单位大门口的标语栏里很快就贴出了大红色的光荣榜。光荣榜按处室、人名、捐款数、捐物量排列，捐了棉被的单列一行小字。全局一百来号人的名字全上了榜，列在前面的自然是几位局长，随后是办公室及各业务处室，垫底的是后勤部和附属公司。这个光荣榜对我来说就是个走过场，扫一眼我捐的钱数没错就完事。可这张红底黑字的光荣榜却惹得我的直接上司老大的不高兴。鄙人所在的处室在单位里也属于业务处室，可每次开会啦搞活动啦填表啦我那个处总是排在业务处室的最后——凭心而论我们的工作也确实不能给全局争多大的脸。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处里谁也没觉得低人一等，偏偏这次处长较上劲了，看了榜回处里后黑着脸召集全处开会。

处长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一黑着脸喘粗气，底下人都猜得出来是为什么。不是有传言组织部想籍此考察干部吗？处长大概认为自己很有希望成为局长候选人，或许上级已经开始考察他了也未可知，于是在捐款时比局长们多捐了五十块，捐衣物时也比局长多捐了一套。可在那张光荣榜上，我们处依然被排在了中间偏后的位置——大多数人都只看头几行字，谁能保证有人看到处长是全局捐款最多的一个呢？至少全处的人应该知道一下，最好全处的人能为处长打个报不平儿。我不知道其他处室是怎么开会的，反正我们处一开会就只能以处长的意志为意志，说白了就是只能有一种声音。痛苦之处在于，处里每个人都得发言表态，都得直截了当或绕着弯儿夸奖处长，不然在这个处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处里没几个人，除我之外都算工作过三五年的老同志了，大家伙儿把处长的脾气早已摸得透透的，所以一开会，溜须的，拍马的，阿谀的，奉承的，挪揄的都有，每次会都开得足够热闹。还好，这种场面我是见过的，读书时也练就了一口纯正京片子，发起言来还像那么回事，可着劲儿忽悠呗。“处长急灾民之所急，想灾民之所想，不光捐款数上全局第一，而且捐物上也不甘人后。这是什么精神？什么觉悟？全局上下，谁能有这个精神？这个觉悟？再者说了，处长有了这种觉悟，为人还很低调，明明可以要求把名字放在光荣榜首位的，却因有些人的一时疏忽排在了后面，可处长去争了吗？没有，因为处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处长这种高风亮节的行为值得全处乃至全局认真学习。”一边说着话我一边暗地里庆幸，我多有预见性啊，幸好那床被子让给咱老爸了，要不然后果很难估计。最后，在全处职工的强烈要求下，处长把“高风亮节”四字写入了个人的总结里，这个会才算圆满结束了。靠，这卵鸟人！（桂林的骂人话，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别问了）

轰轰烈烈的抗洪就此划上完美句号。发工资的那天家里气氛比较冷清，咱老妈也不追着老爸要买菜钱了，只是自个儿轻声嘀咕：“这个月还要用老太婆的退休金养家。”其实咱老妈不老，那会儿也才五十小几，只不过退休得早，想在家多清闲几年。“老太太，您急什么呀，局长家不也得买菜不是？哪能因为支援灾区全局职工都没法糊口了？您就瞧好吧，不出两天，菜篮子问题一准儿解决。”果然，发工资后还不到两天呢，财务处就通知大家去领降温费、加班费，全局上下一片欢腾。数额不多，刚好补偿了我的捐款，可离处长的“损失”还相差甚远。好在处长还沉湎于“高风亮节”中，没黑着脸逼着全处发言。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来年，我能想起来的细节只有那么多了。今天跟老妈通话谈到这事，老太太还说家里的抽屉里还有几支长短不一的蜡烛。“还记得吗？那些蜡烛还是当年你们单位抗洪前发的呢，每回停电你爸就点它，十几年了，还能用。”谁说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来着？这不整个儿一造谣吗。咱家的蜡烛如此经用，难道用的是美国的白蜡日本的技术？真是的，下回谁再敢说这样的话，我就拿咱家的蜡烛当例子，教育教育他。

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兴奋和青涩。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找工作不象现在那么难，对编制内的大学毕业生实行的还是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各用人单位把招工名额报给各系，系里分管毕业分配的老师会挨个儿征求学生的意见，如果有谁对某家单位表示出意愿，系里立马出具一封推荐信，该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就不存在问题了。

不过那个时候还实行另一个政策：国家分配和自谋出路相结合，学校更多地是鼓励学生们自己找工作。通常而言，自己联系的单位总比学校推荐的要好，尤其是对那些父母手中有实权或社会关系较广的同学来说。就算父母没太大能耐也没关系，反正自己先去试着敲敲几家单位的门，卖弄一下口才，练练胆量，闯闯经验也好——到了该离校时还没落实工作单位的，总还有国家分配垫底，找一份工作糊口还是不难的。就这样，到了离校大聚餐的时候，同学们都极其兴奋，马上要走向社会自己挣钞票了，而且抽个烟喝个酒谈个恋爱处个朋友或是砸个瓶子发个牢骚冒个粗口什么的学校也管不着了。

我父母当时已经从桂林调到了南宁，非常希望我能守在他们身边，所以我自愿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供职于一家区直单位（自治区直属单位，现在划归到公务员系统了）。一个月后我领到了有生以来第一笔工资，白花花的银子呀，惹得我新鲜兴奋激动了好几天——那是，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咱一学年辛苦学习挣的奖学金，我这种土人能不感到新鲜兴奋激动吗？不怕各位笑话，我那时还是一只集朝气、土气、傻气于一身的初生牛犊哩。新鲜兴奋激动过后，我突然想起该感谢点啥——感谢点啥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感谢幸福的生活？感谢“劳动最光荣”那句老话？甭管那时脑海里唰唰闪过多少个感谢的画面，我最终决定把第一笔工资全部花掉。

听说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后每个月就固定地向父母交伙食费或给父母点零花钱，于是我也就傻呵呵地认为该向我爸妈交伙食费了，还郑重其事地问父母交多少合适。我老妈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直说家里不多我一双筷子，他们还不需要我的孝敬，有这个心就行了。其实这第一个月的工资并不是没地儿花去，随便买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玩的用的也就开销尽了，只是总觉得这么个用法体现不出深刻的历史意义——若干年后，我还想得起来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工资都派了些啥用场？我一定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来纪念划时代的那一刻。

还记得那个大眼睛的农村苏小姑娘吗？她曾经感动过千万颗善良的心，希望工程也由此开启。当时两百元人民币就可以支助一个失学儿童读完小学，而我的口袋里装着的还不止这个数呢。看，我的第一笔工资可以让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这多么有意义！打听到广西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设在区团委名下，我拿着刚发到手的崭新的工作证直奔区团委。补充说一下，我所在单位在行政上属正厅级，在当地算是最高级别的“上级”机关，所以那本大红色塑料封皮的工作证到南宁任何有门卫或岗哨的单位都是畅通无阻的。 

区团委跟我所在单位还有点业务往来，当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工作证时还以为两家单位又要联合搞什么活动了。等弄明白我的来意后，他们大笑着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填表的时候团委的人告诉我，我有权提条件支助什么样的孩子，他们会尽量找到最符合我要求的受助对象。啊？还能提条件呀，这就更象回事了。想了想之后我提了两点要求：希望这个孩子是位少数民族，最好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支助他。当时脑子都给刺激得如同灌了迷魂汤似的，没注意到我写的是“他”而不是“她”，所以团委的人还以为非得帮我找位小男生才最符合我的要求。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我的扶贫对象是河池地区某村一位姓蓝的十岁苗族男孩。这孩子上过一年级，因家贫而休学一年，现在有了支助后重读一年级，可惜村名和男孩的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信的落款是那位苗族男孩，但是从笔迹上看得出这封信是一位成年人代写的，不过我并不在意。本来嘛，十岁才读一年级的孩子，恐怕还不会写信呢，就算已经开始认字了，好多字应该还是用拼音代替的，第一封信由他老师或家人代写实属正常。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几十元钱，我寻思着该给这位蓝姓小同学买点什么寄去，以了结自个儿那个“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在一件有意义的事”的小小心愿。本打算去批发市场买个双肩书包，再买些铅笔盒、作业本之类的文具塞满一书包后跑趟邮局，可我老妈出了个更好的主意。她说，孩子能去上学，他家里会想到为他准备好书色和纸笔的，建议我不如买套运动衣和一双运动鞋以备他上体育课时用。男孩子嘛，总是喜欢跑跑跳跳的，运动衣和鞋袜可能是更合适的礼物。

这主意着实不错，可是对十岁男孩该穿多大尺码的衣物我实在没有概念。没关系，我可以写封信问问他的家人或老师，不然买大或买小了都不好。提笔写信的时候犯了一点点小难，我不知道对这个十岁小子该自称“姐姐”，“阿姨”还是假冒回“老师”？要知道那会儿我还是很害羞的，哪象现在，大笔一挥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直书“水晶阿姨”呢。那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对蓝同学上学读书表示热烈祝贺；希望蓝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请蓝同学问一下大人你该穿多大公分的运动衣和多大尺码的运动鞋；希望蓝同学上完一年级后能亲自写一封信云云。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回信，笔迹与第一封来信相同，应该是同一个人的代笔。信上很客气地感谢了一番，然后就不客气地报出了尺码：运动衣110公分，运动鞋39码。虽说我对小孩子的尺寸摸不着头脑，可对成人的衣物还是心里有数的。我哥哥身高1米78，他是穿120公分的运动衣和42码的运动鞋。一个十岁的农村男孩儿，连学都上不起，有可能过早地发育了身体，长得如成年人一般的体魄吗？这封信所报的显然是一个一米七左右的成年人的尺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欺骗，更不愿意怀疑希望工程的真实性，只好用“也许蓝同学并没有看到我的信，而他的家人或老师想贪点小便宜”来安慰自己。我没有再回信，运动衣当然也没买，那位蓝同学也没再写信来，这件事就这样撂开了手。

两年后的春节前，区直各机关联合组织了大型的“三下乡”活动，即把科技、医药、文化送下乡，我有幸参加了图书下乡活动组。我们把各出版社、杂志社和音像社捐赠的几万册书籍装上了两个大货车，分别运往百色和河池地区的农村“送书下乡”。我所在的小组由一辆中巴和一辆大货组成，目的地是百色的一个乡文化站和河池的一所希望小学。快到河池地区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我将要到的村子不是蓝同学所在的那个村，但我要见到的是与蓝同学同等处境的小学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尽管在心里我已经描绘出农村茅屋的样子，可是到了那个村子时我还是受到了深深地震憾。乡间的土路很窄，周围都是用泥和草席搭的小黑房子，村里的宽阔地带却是一栋外部嵌有白色磁砖的两层楼房——那是花了十万元建起的希望小学！刚刚下过暴雨，地上泥泞不堪，全校的孩子和老师都站在泥里水里等着我们的到来，而用断砖临时铺成的两行弯曲小路一直从路旁延升到教学楼前，是专为“区里来的领导”留出来的路。

接下来进行的全是官样文章：请“区里来的领导”坐上主席台（这是我迄今为止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坐主席台经历）；校长讲话；“区里来的领导”讲话；学生代表上台接过“区里来的领导”送的图书；校领导、区里来的领导和学生代表合影留念。。。站在我身边合影的是一个黑瘦的男生，身高还不到我的胸部。临近春节，天气还是很冷的，我穿了高领毛衣和风衣，可他只穿着单衣，光着脚穿着双塑料凉鞋。我真想把他当成蓝同学，为他买一身运动衣和鞋袜。男生很腼腆，低着头红着脸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无论我怎样轻声细语兼满面堆笑，居然问不出他的名字和年级。当汽车鸣着喇叭提醒我该上路时，我只好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写了我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请他有空时给我写信。我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也没有再下过乡，事隔多年却还是忘不了泥泞中的学校和那条断砖铺成的小路，还有小男生羞红的脸庞。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湖北的几位受资助学生没有给资助人打电话和寄成绩单“感恩”，使资助者感到了“心寒”，于是取消了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唉，没有接到电话就感到心寒，资助者的度量未免小了点。难道“施恩”后就有资格“索恩”了吗？难道资助贫困学生的初衷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回馈社会吗？人心啊，什么时候把一件善举炒作成了“有恩必报”的狭隘心理？一直以来我都怀疑是否存在一位姓蓝的苗族男孩，怀疑他是否真的完成了小学教育，可我不怀疑希望工程。虽然我很清楚希望工程中有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现象，可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如果资助者和受资助者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相信中国的社会才能在和谐之路上发展得更好。

从机场回到办公室，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下学期赴中国执教的各科老师此时已经飞向也许不再神秘的东方，即将挑战也许不再古老的文化。两个多月的紧张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只要俺愿意，嘿嘿，明天就可以动笔写今年的工作总结了。

一进入夏天，这几个月真是把俺累得够呛，几乎天天都在脚丫子翻天中度过，那其中的酸甜苦辣，怎一个“忙”字了得。俺的老板是一个极好相处但极有个性的可爱老头儿，在靠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租用了一间坐南向北的可看山观海的办公室，负责为中国的一家学校招聘美加籍教师。招聘的教师囊括了幼儿教育到专上学院各级各科教育，通常每年四月定下招聘人数，七月间完成面试，八月办完签证和机票。由于今年的指标定得较晚，招聘工作直到六月份才全面展开，加上国内审批外国专家临时居留的程序有所调整，本可用五个月时间完成的工作量一下子压缩成了两个半月。于是，一到上班时间，老头儿恨不得穿上旱冰鞋跑来跑去，而俺只想上哪儿借一对风火轮装在脚底。

俺的本职工作并不是这位好老头儿的秘书，只因他租用的是俺为之效力的商务中心的办公室，算是俺管辖范围内的客户吧。老头儿不需要雇用一名全职秘书，只想在最忙时能“借”一个人来帮忙，高效省时还省经费，算盘打得噼啪精。一向以来俺都是“客户就是上帝”这一宗旨的信奉者，只好在本职工作之外每周挤出两个半天想“上帝”之所想，急“上帝”之所急。

工作的第一步是参加各大学的job fair，收一大堆应届、历届毕业生的简历，再对简历进行分类筛选。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从求职者的简历中大概可以猜出此人在何院校受过何等教育。卑诗省大学、西门菲沙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应届毕业们的简历上或多或少都打有很明显的各校老师着重强调过的求职注意事项的痕迹，正如武侠小说里各门派弟子一亮招式，明眼人立马就能判断此为全真教、衡山派、崆峒派还是星宿派一样。哦，对不起，最近俺对武侠小说有点儿着迷，拿各大学与各帮派打比方，有“有辱圣贤”之嫌，失敬失敬。

甭管是按甲乙丙丁分类，还是依三六九等归档，翻检完简历后就要开始面试了。面试是俺老板的专职，本来不关俺事，可老头儿超客气，如果正赶上俺上班时他面试某某，他就会点头示意俺坐一旁参与。偶尔应老头之邀列席旁听整个面试，俺还是倍感与有荣焉的。这事说来也很滑稽，来面试的主儿手里至少都持有一张教师资格证，论英语水平嘛任谁都可以闭着眼教俺个十天半个月的，可往往当面试进行到最后一两个问题时老头儿让俺露一下脸，随便俺问点啥都行。这就好比一个老外到中国学了几年中文，刚刚能答出小学毕业试卷，就摇身一变考起中学语文老师来那么可笑。一般说来老头儿不用征求俺的意见就能决定给谁工作offer，可他客气呀，总想听听俺对被面试者的看法。俺是心里有话绝不藏着掖着有好说好有歹说歹的，不看任何人的脸色面子，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祖国的花骨朵们选上几个肯用心施肥浇灌的园丁。

面试之后就全都是俺的事了。发合同，等答复，登记造册，催要各式文件，发通告简讯和各种规章注意事项，请中方办理邀请信和工作许可证，收集护照、照片、签证申请表，安排集装箱运货到中国，预定往返机票，安排见面会联谊会，接各方来电来函等等不能一一尽数。这期间好玩搞笑的事儿就多了去了，若全部写出来的话没个几万字打不住，只好顺手记录几笔敷衍吧。由于年初美国要求所有坐飞机过境美国的加拿大人必须出示护照，搞得加拿大人一涌冲向办护照部门大排特排长龙，害得俺连改几次deadline愣没收齐过所有老师的护照。出入中国领事馆签证办公室N次，饶有趣味地看着神气活现的保安“庄严威武”地执行其保卫职责。近一百八十位教师及家属的二百六七十张国内、国际机票全过了俺的手，时间、航班、名字、等级甚至订餐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为学校定购各种图书杂志教学用具体育用品，跟供应商、货代、仓储、海关有着打不完的交道。至于给在职老师发发工资、每个月查次帐做个财务报告、完成几段中英互译的小文章、提醒老头儿该付哪笔款银行里还有多少资金可用等杂事还只是俺见缝插针时顺手带过完成的事呢。

机场送行本该是件最轻松最简单最没压力的事，无外乎就是举个牌子，把机票发到各人手上，然后微笑着握手或熊抱，说着一路平安的话看着老师们走进登机大厅。可这四天的送行哪天都不轻松，俺心里总揪着心般紧张。第一天，蒙特利尔飞温哥华的航班晚点，眼看着check-in的窗口就要关闭了，两位老师还没到。他俩人也够逗，就算是法裔血统里的慢条斯里根深蒂固，您老先生也看看时间地点吧。这可好，两位老师徐徐走来，拥抱，嘴里开着玩笑，还没忘记奉承俺两句。当事人不急咱也不急，笑嘻嘻地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您还剩七分钟办理登机手续，good luck”，随后就看着这两人拉开架势狂奔，“跑吧您哪”，我心里暗暗笑着。第二天挺顺，只是有一个人没订上素餐有点儿不高兴而已。第三天麻烦来了，有两位老师没来上飞机，跟他们无法取得联系，也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事后才从中方证实，这两人自行买了直飞北京的机票，先行到北京玩了一天却没通知俺们，害俺白着急操心了一天。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第四天人数最多，问题也最多，先后有五位老师的机票或私事出了差错，急得老头儿跳着脚到处灭火，飞机起�